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检察机关提供了新的办案依据,如何准确理解并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本文拟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适用等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所带来的新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的范围指的是采用非法收集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适用的排除规则不同.适用程序应当进一步的细化.检察机关负有非法证据的结果责任,证明标准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负有非法证据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只需要到达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症结与应对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中,检察机关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多重角色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程序规定显得较为单薄,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的使用不够明确。。应从从完善非法证据发现和审查机制等方面对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效适用进行规制。     

新刑诉法对渎职侵权犯罪证据标准冲击及现实应对

渎职侵权犯罪基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导致检察机关在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时,收集、固定证据存在较大困难,而新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明确了渎职侵权犯罪有罪证据的举证责任,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何收集证据,如何杜绝非法证据、避免瑕疵证据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反渎职侵权工作面前的新要求。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包括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范围、程序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正确理解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内容,才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     

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调查规则若干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言词证据调查程序的适用对象限定在非法被告人审前供述、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的被害人的书面陈述这三种,是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状况的。仅被告方才有权启动其非法审前供述的调查。公诉人对被告人审前供述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程度,这里的‘确实充分’应当理解为排除合理怀疑。     

南非宪法规制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南非在宪法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在适用范围、权利主体、规制对象、因果关系等方面都有区别与传统普通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处,规定了"导致审判不公"和"以其他方式妨害司法"两方面的适用要求,并确立了"善意"、公共安全和紧急情况等例外,从而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刚性适用和裁量适用相协调.南非由宪法规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我国有一定借鉴价值,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促进该规则的有效适用.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检查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比较而言,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更为可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首先应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之我见

新刑事诉讼法就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就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重要主导地位予以明确,从而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原则,并未就如何操作作出明确规定,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为此,本文从完善新规及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角度,就检察机关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新规定提出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检察机关在办理死刑案件一审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严格证据标准,排除非法证据 对于只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证实的死刑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严格证据标准,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使证据确实充分,否则不能提起公诉.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忻元龙绑架案: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高检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研究

忻元龙绑架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涉及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问题。本文在忻元龙绑架案的官方文本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据判断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同时又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考察内容之一。以上两者是总的证明标准和具体的证明规则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确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重要指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高于普通案件,对此在法律上并无规定,而在理论上则存在争议。从死刑的严厉性以及死刑错判难纠的性质考虑,还是应当对死刑案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只有在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死刑的量刑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如果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则不应当判处留有余地的死缓。否则,就会造成死刑的冤假错案。忻元龙绑架案虽然存在个别疑点,但这些疑点是可以排除的,二审法院据此适用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并不妥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避免的是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情况下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浅析及程序完善——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作为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准则,它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司法公正的保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终在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并创造性地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检察审查环节,赋予检察机关排除职权。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化,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仍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程序设置不详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解析现有法律条文,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构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机制。     

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

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的意义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资格,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规则及操作规程。该规定的出台,对于完善刑事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为视角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的贯彻与完善

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下承担着多元的职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监督作用,有助于更好的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然而由于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处于初步设立阶段,因此决定了其必然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应当就其在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的规范以及非法证据的审查等方面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确保刑事证据证明正当性的一种证据可采性规则。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长期盛行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这种观念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思想的缺失相联系,成为阻碍我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原因。证据立法的滞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性缺位,是这种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强烈体现。作为刑事法治的试金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并对检察机关如何适用该规则作相应阐述。     

检察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方式之评析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法院对非法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为此,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