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本期的三篇论文均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建构视角讨论中国和东亚的历史与现实命题。刘兴华研究了国际规范与国内团体认同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互动关系,剖析了政府为获得国际规范团体的成员资格,如何通过引入新的规范理念和引导社会舆论来达到国内共识。他以中国加入FATF为案例,揭示了中国为实现尽快加入FATF这一对外目标,在国内推动相关法律制度改革的过程。程晓勇从规范的纵向与横向传播两个维度探讨了东盟规范的传     

国家社会化:国际关系的一项研究议程

国家社会化研究的兴起既是建构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解释国际政治现实问题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对国家社会化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国家社会化是国际社会互动导致国家认可、接受国际社会期望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过程。国家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国际社会教化和个体国家内化实现的。社会教化,指国际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国家内化,指社会化的主体——国家通过社会互动,接受社会教化,将国际体系规范转化为稳定的思维和行为反应方式的过程。国家社会化的作用机制是多样的,包括战略计算、角色扮演、规范沟通、模仿、说服、社会影响等等。将社会化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存在局限性,需要注意避免过度使用。     

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如何处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兴大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紧迫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规则治理"研究主要单向度地关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功能、效果及其如何影响国家内部治理。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围绕国际与国内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配合论""扩散论"和"互动论"等观点。将这三种视角的核心逻辑纳入"规则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有关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认识。通过"国内化"和"多边化",国际经济规则贯穿于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治理效率的优化是规则流动的动力,国际权力结构塑造规则流动和变化的基本方向。在规则流动分析视角中,规则能力是国家规则优势的基础,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影响规则流动的关键,也是国家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核心。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国家规范应当被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国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内治理的过程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国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中国与欧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双方认同的内外规范不同,也在于双方传播这些规范以影响世界上其他行为体的方式不同。中欧的规范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人权与主权等国内规范上。在国际规范上,如中国的多极化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双方的分歧要小得多。规范互动尽管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德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落实环境保护上的协动原则,有效预防环境污染问题,德国建立和完善了环境团体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立法上对环境团体提起公益诉讼规定了诉讼资格和起诉条件,只有符合相关规定的环境团体方可行使诉权。德国环境团体公益诉讼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其他国家,这是由于各个国家对环境团体公益诉讼地位的定位不同而形成的。受欧洲法院相关判决的影响,德国于2012年进一步修改了相关法律,取消了提起诉讼必须存在个人权利受到损害之要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依据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立法上并未规定过多的特别程序规则。     

编者的话

正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聚焦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如何发挥规则优势的问题。陈琪等人从"规则治理"路径入手,以规则的"国内化"和"多边化"流动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规则优势,并根据规则流动的效应深化了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认识。该研究对于中国推动规则的多边化,争取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冷战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方面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及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需要,也是适应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要求的需要.上述改革和调整有利于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军事联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使美国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但客观上也会加剧武器和技术扩散,造成美国安全困境,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争端.     

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

本文对当前规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国际规范的国内化——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文章首先介绍国际规范研究的学术历程,以及国际规范国内化研究产生的原因。其次,着重讨论影响国际规范国内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干预因素——国内结构,包括国内制度、国内利益和规范匹配。最后,文章讨论了国际规范经由什么机制而传播到国内,并探讨了激励机制与社会化机制在规范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之间的转化关系。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馆的国内因素探析

2018年5月14日,美国驻以大使馆正式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引发了自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巴以冲突。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决定"在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巴以局势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美国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政治的需要,并非是权衡美国外交利益得失后深思熟虑的结果。具体来说,特朗普的亲以立场、福音派基督徒和正统犹太人居主导地位的中东政策核心团队、强势的右派以色列游说团体,以及影响力日隆的基督教福音派团体,促成了美国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欧盟新老成员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

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挑战,欧盟国家普遍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新老成员国由于既遭遇相同问题,又面对不同挑战,因此在改革进程中也表现出既有相似性,更有不同点的现象,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由本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人口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的。本文介绍了欧盟新老成员国近10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对欧盟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论述。     

美国的国际制度领导与多边贸易制度变迁

多边贸易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国际领导的影响和推动。美国在战后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即发挥国际制度领导作用。多边贸易制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美国提供国际制度领导取决于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根据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的满足情况,可将国际制度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保守型领导、激进型领导、赤字型领导四种类型,不同的国际制度领导类型决定了多边贸易制度变迁的不同走向。     

转型期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

环境问题在客观上对俄罗斯国家形成了威胁,主观上俄罗斯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生态鉴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俄罗斯有效地减少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环境威胁,俄罗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

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冲突的欧洲模式是以“制度化”和“多边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通过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参与不同层次上的制度建设,输出欧洲规则、规范和观念,间接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欧洲模式”不仅改变了以双边外交和势力均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而且使得“权力”具有了更多的内涵。本文将主要聚焦于欧盟参与亚欧会议制度建设的情况,分析欧盟如何间接地通过制度建设对东亚各成员国发挥影响。     

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评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

对于2008年的俄格战争,俄罗斯从法律和规范的角度,为自身的行为提出了辩解.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更大的政治动机:即俄罗斯想利用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转型期和自身实力上升的机会,挑战现有的国际规范,从而为自己在未来的行动,特别是在独联体地区的行动,创造有利的条件.然而,俄罗斯的这些辩辞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共识,相反其言行反而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担心,从而使得其挑战西方主导的秩序更加困难.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政策

社会保障是作为国家的责任,由政府制定、管理和经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定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所指出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绩,也要充分看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尚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在探索中首先要立足国情,深刻总结二十多年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时还要认真借鉴国外的经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从其建立到不断扩充、完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中比较完备,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笔者认为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特点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关联、区别及其关系之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同属于法的范畴,都是制度理性的产物。二者具有类同性,既相互保障,又相互制约,同时又在制定主体与实施主体、效力来源、适用的对象与领域、规范逻辑以及对公开性的要求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共同支撑,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作为社会治理规则而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时,难免会因其不同而产生冲突或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显然会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带来负面影响。为此,需要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