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关系与晋升速度:基于522名县委书记的实证研究

当下对于官员晋升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官员是否获得晋升机会及其晋升概率问题,较少关注官员的晋升速度。论文基于全国522名县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的个人信息数据,分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能力和关系对县域干部晋升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干部的晋升速度不仅遵循能力逻辑,(全日制)学历高、具有非技术性学科背景、基层工作经历短的干部晋升速度更快;同时也遵循关系逻辑,秘书任职经历加快基层干部向县委书记一职的晋升速度;但相比之下,能力逻辑的效应大于关系逻辑。据此认为,破除"唯学历"偏向,从严规范破格提拔,建立崇尚实干的考核制度和激励体系,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是未来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     

绩效激励对评估对象绩效信息使用的影响

为了确立绩效改进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目的指向作用,突出绩效信息使用在绩效结果运用中的实际操作价值,论文在界定地方政府评估对象的绩效信息使用行为、厘清地方政府绩效激励方式和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案例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探索性混合研究,采用变量测量与实证调查的途径,运用均值比较、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性地验证了绩效激励和评估对象绩效信息使用程度之间的关系。论文验证了含有"晋升承诺"并提供实质性"晋升激励"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是强绩效激励,强激励会对评估对象的绩效信息内部管理使用和外部责任使用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证明较强的绩效激励特别是实质的"晋升激励"会促使评估对象更认真使用外生的绩效信息。     

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问题】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那么,官员晋升激励是否也会影响政府回应性呢?【方法】基于2018年北京市172.5万余条12345市民来电大数据和28.1万余条政府回访大数据,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维度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模式进行多维测量,进而结合街乡镇和区两级主政官员的晋升履历编码数据,进行多组OLS回归分析。【发现】(1)政府回应性包括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2)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譬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均对政府回应性产生显著影响。(3)不同层级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性的面向和机理存在差异,街乡镇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贡献】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发现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在科层制内部同样为政府回应性提供动力,且形成了“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的特殊性三元作用机制。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政绩出官”可持续吗?——挑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新视角

"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经济绩效评估的干部提拔机制。但这一理论不断受到各种挑战。论文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时间维度上拓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改革开放后,"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机制创新经历了打破、繁荣、再均衡三个阶段,并收集了1982—2011年中国16个副省级市市长的晋升以及他们在任期间的经济绩效的相关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总时间段和分时间段比较。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在1982—2011年总时间范围内,市长经济绩效与晋升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但是,将这30年划分为3个10年的时间段后,市长的经济绩效与晋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从不显著的正相关,到显著的正相关,再到不显著的负相关的趋势。较好地验证了论文从时间维度上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修正。     

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政府过程中的副职领导研究

【问题】中国副职领导官员通过怎样的机制介入政府过程?作为中间层级的政府群体,他们如何处理政府运行中的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关系?副职领导官员对于理解政府治理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方法】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访谈,重点关注政府中的互动“事件”,依据“条条—块块”“上层—下层”“重要—日常”维度获得了19个案例,并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副职领导官员凭借分管、集体化和复杂性特征成为兼顾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保障性耦合枢纽”,并表现出三种机制:其一,方案转化机制,即结合价值目标和能力水平议定行动方案;其二,激励统率机制,即在上级授权之下动员、组织和引导下属官员;其三,调适纠偏机制,即对组织运行的潜在问题进行调节。这些机制使政府过程富有层层过渡的弹性,把压力化指标不断转化,并将激励链条贯穿于组织网络之中。【贡献】组织不会一直保持均衡结构,而中国情境中的副职领导官员能够使政府组织实现动态平衡,启示了中间层级研究的价值。论文审视了副职领导官员群体的重要性,揭示了他们在中国科层组织中的独特作用:作为积极的集体性行动者,副职领导官员串联协同各个层级,将政府有效运转起来。     

官员特征、激励错配与政府规制行为扭曲——来自中国城市拉闸限电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拉闸限电的政策背景,从理论上提出了激励错配下,官员特征影响政府规制行为扭曲的内在机理,并借助于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拉闸限电并非一般的简单粗暴型行政行为,而是激励错配下,政治官员片面追求晋升利益的扭曲行为。具体而言,年龄越长、晋升概率越小的官员越倾向于短视政策,但政治风险承担较低的特性会使此类行为发生的频率降低。本地官员由于需要回报当地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有偏政策;但是,较长的任期可以引致官员的理性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短视行为发生频率。以上因素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区域分化的个体特征,这表明,纠正当前政府扭曲行为不仅需要提升环境激励,更须侧重官员个体差异。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治更替的潜在冲击,论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职业经历视角下优秀地方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以县委书记为例

有关地方官员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晋升"与"经济增长"问题。论文旨在以县委书记为对象,从职业经历的视角,研究优秀地方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从职业路径、任职部门、任职层级、职位多样性四个方面构建职业经历的理论框架,通过县委书记职业经历的数据库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县域特征、经济绩效与关系网络的影响后,职业经历对成为优秀县委书记具有整体显著性。具体而言,职业路径有显著影响,与高层下派的县委书记相比,基层成长的县委书记更可能成为优秀县委书记;任职部门、任职层级与职位多样性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启示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注重基层导向,优化基层干部的职业路径。     

官员特征、任期与预算政策制定--基于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官员特征与任期对其财务管理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论文以中国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省主政官员的更替、任期和年龄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2007年我国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基于此,该研究收集了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份108位省长、90位省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官员特征和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不同时期晋升激励的差异性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不同。省委书记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省长的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负向影响。论文拓展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也剖析了政府官员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好及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是解释我国预算政策制定方向变化的重要变量,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和干部人事任用制度提供了路径启示。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目标偏差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论文从资源依赖理论、晋升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服务动机等理论视角述评了目标偏差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并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目标偏差的认知维度不尽相同,对目标偏差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处理各有侧重,缺乏对目标偏差影响因素的系统梳理和整体认识。基于此,论文以不同利益相关者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的压力为切入点,提出了目标偏差的机理模型和未来研究框架,建议未来研究能够综合考虑体制因素、组织因素、政策因素、领导因素、公众参与和同级地方政府因素等对目标偏差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识别目标偏差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给出降低目标偏差程度的政策建议。     

论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制度的改革

国有企业人事任命制度是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中的核心环节。当前国有企业人事任命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只有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人事管理制度为目标,废除国有企业企业家硬性划线退休制度,逐渐淡化国有企业企业家的行政级别观念,建立声誉激励机制,才能保证有效的符合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命。在具体内容上,国资委在选择董事会和经理成员的时候应当增加适当比例的专家作为董事会成员,并通过市场机制选择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专业人才担任国有企业的经理。国资委在选择监事的时候也应当注意专家的作用,合理分配政府代表和专家的比例,并加强监事会的建设。     

权力制衡——完善政府内部纵向自我监督体系建设探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内部监督成果不容乐观,对官员监督多从外部监督入手,专家及银行监管作为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对政府内部监督亦有其参与其中的必要性.本文指出,权力制衡一直是政治学界研究限制官员权力的重要理论,以往研究中,多关注同级官员的权力分化与制衡,忽视上级、同级、下级三个层级间的联系对官员监督的重要意义.下级对上级的匿名评定打破官本位思想禁锢的同时,也为中国官员的考绩与黜迁提供重要参考.     

荣誉&贪腐,安阳官员张胜涛的双色脸谱

从焦裕禄的故乡走出来的官员,本应以焦裕禄为榜样,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但张胜涛却在大谈弘扬焦裕禄精神的同时,背地里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行贿人在职务晋升、人事调整、承揽工程等方面大开绿灯。他也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惩。此案为那些依然迷失在贪腐路上的官员敲响了警钟。     

国家战略嵌入地方发展:对竞争型府际合作的解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带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过去,中央和地方调控关系放松后,地方政府间缺乏体制性的规则约束,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自主协同与合作常流于形式。论文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层级的提升,在央地互动过程和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二维框架下,形成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新模式;特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自主试验推进政策创新,中央政府介入后推动地方改革走向规划整合。国家战略对地方发展的政治嵌入,使得府际合作需考虑战略规划带来的要素作用,以及"嵌入"后形成的府际关系转变:(1)在理论要素上,形成了依托行政权威、制度规则和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同时兼顾平台搭建、利益协调与政策激励的宏观引导;(2)"嵌入"是地方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互动作用的关系样态;(3)地方合作经历了"地方发展的自主竞争-地方政策的先行先试-国家战略的高位推动-国家方案的稳步出台"四个状态,体现了国家战略嵌入对府际合作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论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提出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模式,剖析了竞争型地方发展转向合作的影响要素和演进过程。     

国家治理进程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

国家治理过程中激励机制是解释发展的重要变量。我国激励机制的建构是以体制、制度、文化为支撑的,结合国家发展目标与个人理性诉求的利益兼容性激励模式。这一模式中,国家维度的目标设定与官员维度的奖励设计是激励机制的核心。从以魅力型权威为依托的政治忠诚到以科层制理性为依托的绩效追求再到多元激励目标的形成,激励机制的目标设定是随着治理环境和治理语境的改变而转型的;而从精神奖励到财政奖励再到晋升奖励的转型,激励机制中的奖励设计则为国家治理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官员行为提供了不同的策略性动机和动力。     

论行政机关内部职务晋升的激励作用与公正性评析

行政机关内部职务晋升具有激励作用,但也存在缺陷和弊端,为使积极作用最大化,把消极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坚持晋升公正性是关键。西方组织理论认为,公正性理论包括:结果公正性,晋升过程公正性和交往公正性三个方面要求,由此所引发出一些思考,文中建议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对职位的设计做出调整和扩展。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中国的地方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文献对此尚无系统性证据,也较少注意到官员之间的差别。论文基于对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分析,试图测量这种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他们影响财政支出的能力和激励,并说明不同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的领导的可能差异。基于1994—2006年省级数据,论文研究了领导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影响,发现1书记和省长都能影响财政支出,但省长影响最大,对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的案例分析也证明这点。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强的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麟(2004)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2晋升锦标赛难以解释官员对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中央政策偏好使得官员重视教育支出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3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基本建设支出受影响最大,而事业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     

论法官职务与行政级别完全分离

我国法官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有着历史渊源,行政级别决定着法官职务等级,决定着法官的地位和各种待遇。这种现象限制了法官的晋升空间,影响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的经济待遇,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也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土壤。法官职业具有专业化、个体化运作特点,不能套用行政级别。法官职业应按照其运行规律,构建独立的法官职务等级序列,且法官享有的各项待遇应与法官职务等级紧密挂钩,而与行政级别无关。为此,要将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独立出来,实行单独的职务序列管理;要对法院人员严格考核后进行重新分类管理,实现法官的精英化。同时,要完善法官职务序列,实行严格的晋升考核制度。     

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研究

建设法治政府特别是治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性审查,要求政府必须加强针对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促进政府与市场耦合。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应当通过责任威慑、名利激励、技能帮扶和社会督促这些路径共同推进,它们分别是基于违法成本理论、行政激励理论、竞争倡导理论和信息公开理论的应用设计。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应当采取实质审查加合理原则的标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尺度设置必须兼具内容合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边界划定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限。竞争评估是行政行为竞争合规的工作重点及难点所在,除了操作流程外,在相关市场的界定、竞争影响的考察与合理程度的分析方面,很多内容都需要进行全新系统化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