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法治范式的展开和实践延伸——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切入点

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类法治成果的组成部分,同样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基点,但是具有不同的范式构成。社会主义法治在推进过程中必然面临需要我们正视的各种障碍。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人治国家,因此法治的社会心理缺失,政府权力弱化、司法权威不高、程序正义观念缺乏等现象客观存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国应从政府治理、司法改革等多个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农村法治进程对农村调解的影响分析

我国农村法治进程是以政府推进为主导进行的,这种强势使得法治进程中政府的权威不断深入农村。使农村中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在农村法治进程中又需要充分考虑乡土社会资源的存在和利用,它对法治进程具有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法治进程中,调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农村法治进程的推进将从权威和法两方面给调解以深刻的影响。     

维护宪法权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与最高权威,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它对我国进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起着保障作用。在加强宪法实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又能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因此,维护宪法权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非常积极而重大的意义。一、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的进步相联系。政治的法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论析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重点培育对象。培育法治思维,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治理、完善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大学生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判断思维,体现规则至上的思维,以权利义务为中心,以程序正义优先为保障。针对高校"形式化"的法治教育、社会的负面现象、传统家庭教育观等法治思维培育所面临的问题,要通过提升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效性、治理社会法治大环境、夯实家庭法治观等途径来促进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     

法治社会辩析

法治社会与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社会治理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法治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社会权力为背景,以法治精神为灵魂。法治社会基本内容包括法律至上、权利保障、规则多元、合作共治、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具有确保社会稳定、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公平正义、监督国家权力、筑牢法治根基五个方面的价值。     

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态势与现实思考——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迁的研究

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失灵及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这一时期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的发展态势。影响该时期社会良性治理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治理理论没有恰当地回应"中国问题"、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善治型与服务型政府,破除体制性障碍;吸收国内外优秀治理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回应时代关切;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血缘联系的特殊主义信任,对圈内人与圈外人区别对待;二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度高,富于与人为善、知恩图报、包容大度、自我牺牲等美德,为国家有效履行其职能提供了主流社会规范的有力支持。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独特性。一是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成为关键;二是整合危机成为经常面临的挑战,政府必须依赖道德及其他资源完成社会整合任务;三是强大的政府权威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四是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资源,在具体政策、过程层面实行的民主取向的改良要比影响政治制度架构的激烈变革措施效果更好。     

论法治边疆的建构

现代国家治理逻辑中,法治边疆的建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有机构成。建国以来,边疆地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中,由于边疆与内地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传统非法治的治理方式以"习惯存在"影响了法律规范的"后天习得"。构建法治边疆应调整立法思路,防范国际风险、增强国家认同,突破法理困局,消弭法律冲突,树立法治权威,寻求法治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基层公务员法治意识现状调查研究——以广西隆安县为例

法治意识,体现国家权力意志,彰显法律威严,反映规则意识,是法治信仰的一种体现。本文通过问卷对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权威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信仰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从四个方面培育和提高南宁市基层公务员的法治意识:从思想观念入手,维护法律的权威意识;做好法治宣传工作,提高法治的权利意识;搞好基础性工作,强化规则的约束效力;抓好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坚定的法治信仰。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论政府的诚信、权威与法治

在社会诚信链条中,政府诚信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政府诚信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诚信的状况,也关系到政府的权威。政府诚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政府的责任性。政府诚信,是一种非权力性的权威资源,是政府动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诚信缺失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长久的破坏性,人们不仅可能因此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更可能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因此必须通过法治途径推进政府诚信建设;政府诚信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法治化的过程。     

论治理中国社会失衡问题的平衡法治思维

平衡法治思维,不仅具备着法治思维中规则思维、契约思维、底线思维等质的规定性,还蕴藏着中国自己特有的前瞻性因素。平衡法治思维一方面借鉴西方法治思维中形式演绎逻辑的精确性和自洽要求,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兼顾底线公平与机会公平思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思维、整体性与自组织性思维间的动态平衡,以我国法治社会下政府与社会、社会各利益群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治理。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