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

量刑活动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上并非一个空洞的命题,其有着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圈定了量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的范围,也划定了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基于罪刑法定的价值追求,在量刑中,罪刑法定的上限应止于具体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其下限则取决于由量刑情节所决定的实现罪刑相适应的需要。量刑中这样的罪刑法定边界,既是实现量刑合理与量刑合法有机统一的保障,也是规范量刑裁量权行使的藩篱与向导。     

对我国胁从犯制度的考量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对于胁从犯之说是否合理,学界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被胁迫参加犯罪”并不能成为胁从犯是法定独立共犯人的依据,它仅为一种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归入主犯或从犯加以处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胁迫情节＂,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刑事被害人过错刍议

在我国,刑事被害人过错的认定界限和标准尚不明晰,司法实践中也仅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评判。如果将刑事被害人过错进行恰当的分类,对理论界和实务中关于该问题的处理态度做一剖析,提出优化方案,并将部分刑事被害人的过错纳入法定量刑情节,那么,对构建国家刑法、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三元结构模式将大有裨益。     

我国共同犯罪人分类制度研究

共犯人分类中，混合分类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是划分标准不一；我国法定的共犯人形式可按“两类两级”标准分类。分工分类中，组织犯是“遗漏子项”，虽已被发觉，但理论界却从主犯中寻找它的定义，将其视为作用分类下的二级子项；应在立法之外，从理论上探求组织犯定义。作用分类中，胁从犯是“多出子项”，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应将之视为法定量刑情节，而非按作用划分的独立共犯人种类。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     

论情节犯

犯罪情节是构成犯罪事实的基本要素 ,包括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但在有的刑法分则中 ,关于情节犯的规定与其他类型的犯罪在犯罪构成上不相协调 ,有的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作情节犯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 ,关于情节犯的某些规定违背了刑法法定主义原则。因此 ,建议取消有关情节犯的规定 ,代之以明确具体的规定。     

坦白与自首的价值位阶辨析

坦白原本是酌定量刑情节,由于它体现出的人性化价值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经济的客观要求,《刑法修正案(八)》将其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是合适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坦白从宽处理的幅度与刑法中自首的设置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使得二者之间的评价尺度趋于混同。坦白和自首之间存在价值位阶,不可混淆。     

刍议减轻情节的规范适用

在量刑情节的适用中,适用减轻情节可以突破刑种的限制,而在多功能情节中选择减轻功能的标准,包括具体犯罪的罪名轻重、量刑幅度最低刑的高低、基准刑以及情节的具体内容等。在情节竞合与情节冲突的场合,应当优先适用减轻情节调整量刑幅度和刑种,再适用从轻情节、从重情节。     

略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

从宽量刑情节是中国古代刑法对犯罪分子据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中国古代刑法典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从宽量刑情节的内涵的不断丰富,古代立法者对从宽量刑情节的执行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宽量刑情节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法制的破坏,充分体现了礼高于法的中国古代刑法的特点。     

自首和立功的理解与适用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最广泛适用的法定量刑情节之一。正确适用自首和立功制度，特别是厘清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链接之处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处理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的竟合问题是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协调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人们应该明确两种权力属于不同的性质,各自实施处罚的对象不同、功能也不相同,二者不能互相侵犯。文章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子权源、社会功能、适用范围、程序以及处罚方式等方面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链接之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之处作了粗浅的分析。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罚轻缓化的浪潮中,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是刑罚改革的必然要求。刑罚体系的反思,必须正确认识刑罚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非监禁刑适用较少、刑罚结构不合理、各刑种衔接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重构应当从限制死刑、提高生刑、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和完善资格刑等方面入手。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完善,将促进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的进步。     

论轻刑化在我国的实现

轻刑化,指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和预防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轻刑化是刑法谦抑性的应有内涵、是保护人权的需要、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轻刑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轻刑化的适用要以犯罪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同时,轻刑化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来实现。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     

论放逐刑

放逐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中西皆行之久远.不过,从各国实践的情况看,放逐的发生、发展至最终的消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结合到刑罚总体的发展史,刑罚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死刑、肉刑时代,自由刑时代,自由的刑时代.而从刑罚的主要表征看来,现时正是"自由刑"向"自由的刑"过渡的交接阶段.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累犯适用的评析——兼论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

刑法中对于累犯在量刑时的规定是一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而有关司法解释却将盗窃中的累犯与"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情节相结合,升格为更为严格的情节加重犯,从而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本人对此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