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新构想:"中道"外交

日本"中道"外交构想源于战后吉田路线,2l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该构想逐步走向了政策前台.定位为"中道"外交的日本外交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对美对亚政策的平衡,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目标,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实现"普通国家"战略.新当选的日本鸠山政府作为"中道左派"政权,正在进行"中道"外交的实践,以求重新树立日本的新外交形象.     

试比较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势.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

日本的大国志向与位置意识有关,它植根于日本的战略文化,但受到小国心态和小国外交行为的制约.本文分析了日本大国志向的历史缘起和现实表现,解剖了日本与这种大国志向相矛盾的小国外交实践.文章认为,日本的小国外交主要表现为把某一大国"理想化"的小国心态和缺乏独立外交理念的小国外交实践,这种实践突出表现为对美外交的从属性和缺乏勇于负责的道义精神以及国际责任感.文章最后提出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表面上看是因为日本过分依赖美国、受美国越顶外交的摆弄、特别是缺乏独立的外交理念,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位置意识",由此引申出日本今后要想成为政治大国所面临的课题.     

对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大国战略已经在实践中陷于破产。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与美国的单边结盟,国内政治的世袭体制以及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     

印尼苏西洛政府的"自信"外交

作为印尼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苏西洛对内发展经济、恢复秩序,对外开展"自信"外交,以重塑国家形象和实现印尼的地区大国地位.苏西洛"自信"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增强印尼在东盟事务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与域外大国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塑造"民主、多元、和平"的国家形象.虽然苏西洛"自信"外交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也受到了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安倍政权的"主张型外交"及其影响

安倍上台后,大力推行"主张型外交"。从战略层面看,"主张型外交"的政策出发点是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意在表明日本不甘居于二战后长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地位,要让世界听到日本的声音和主张。从政策层面看,"主张型外交"旨在改变对美"一边倒"模式,增强日本外交政策的感召力,突出安倍外交特色,其中也有对华牵制成分。日本外交的新变化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和改革思想,与日本对国际形势判断以及安倍本人的保守理念有关。但是,"主张型外交"过分突出价值观因素,与地区一体化的大趋势相悖,而且具有很大的政策局限性。     

浅议日本外交的"两面性"

日本社会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也同时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日本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以及其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应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在日本的外交中,两种对立的极端可以共存一体,表现为一明一暗,一表一里,并会在演进中互换着位置.准确地解读和认清日本外交的"两张脸",对于我们制定对日外交方针,正确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必要的.     

二战后中日结盟观比较研究——以中苏同盟、日美同盟为例

战后中日结盟观存在差异。从结盟功能来看,中国谋求的是生存与安全;日本谋求的是从生存、安全到对外权力的增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结盟对象来看,中国的结盟对象包括强国和相对弱势的国家;日本的结盟对象集中在强国。从同盟地位与同盟管理来看,中国强调地位及管理的平等,而日本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持容忍的态度。从结盟基础来看,中国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放弃意识形态划界。日本则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一度逐渐强化意识形态划界。从结盟影响来看,中国经历了结盟利于和平到不利于和平的观念转变,日本则以结盟利于和平的观念为主。     

“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约因素。     

"韩美同盟"研讨会纪要

2006年11月17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在京联合举行了以“韩美同盟”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韩有关方面官员与中方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韩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内容、原因、影响和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     

"四国同盟":构想与现实

"四国同盟"构想及与此相伴的美日澳印加强战略对话和安全合作为亚太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复杂因素.四国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考虑加强战略互动既有试图主导地区安全秩序、应对中国崛起的一面,也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借重的一面.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并囿于地区发展趋势,四国近期不大可能组成正式的战略同盟.     

脆弱的联盟——“9·11”后的美巴关系

"9·11"事件后,美国决定铲除恐怖主义,其第一步是对制造"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和庇护该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采取措施拉拢在这一战争中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基斯坦,使冷战后被抛弃的美巴联盟得以恢复.在战争中,美巴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两国联盟的基础仅仅是反恐战争,所以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巴联盟出现裂痕.     

奥巴马“巧实力”外交及其对美日同盟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行外交新思维,"巧实力"外交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今年2月15—22日,国务卿希拉里东亚之行将"巧实力"外交理念付诸实践。此举将对美日同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论日美同盟关系的"全球化"趋势

"9·11"事件后,日美谋求"全面加强全作","日美同盟"关系呈现"全球化"趋势.这种趋势将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事行动)得到显现和发挥作用.但日美之间的相互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The appeal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mall and big wars is limited if the question is restricted to the utility of inductive indicators of war size in isolating some phenomenon of interest. However, there is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reating systemic wars as a special war category. Historical‐structural emphases on geopolitical and macrostructural dynamics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xtually specific theories that do not lend themselves readily to the explanation of all interstate wars. Examination of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over the past 500 years help illustrate this general point. Thus, to the extent that systemic wars require a different type of explanation than do non‐systemic wars, the appropriate specification of the dependent war variable is an inescapable necessity.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伊拉克战争与大西洋联盟危机的基本特点与性质--兼评"安全主导权之争"说

伊拉克战争引发美国与法德轴心的欧盟冲突,大西洋联盟爆发危机。这一危机显示了多层次与复杂性的特点。大西洋联盟危机的性质,尚未发展到联盟解体的质变程度。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原有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将其爆发简单归至于一种原因不妥,只用“安全主导权之争”解读有失偏颇。     

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

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联盟困境(即"被抛弃"与"被牵连")。在"美主澳从"的澳美同盟中,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联盟困境:如果强调战略自主性则担心"被抛弃";如果强化澳美同盟则担心"被牵连"。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有限升级澳美同盟——对美国欲"距"还迎——是其缓解联盟困境的理性选择。首先,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被抛弃"的风险,而且有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提升澳在中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其次,由于中美两国仍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澳大利亚"被牵连"至中美军事冲突中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下澳美同盟的有限强化对成熟稳定的中澳关系冲击总体有限。澳大利亚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提升外交地位,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收益颇丰、成本可控,收益大于成本,而且中澳关系保持有限紧张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