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发现方法对我国民事取证制度改造的借鉴意义

我国相关民事证据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虽然规定了当事人自己举证和法院依职权取证等两种取证方式,且我国民事相关法律对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都有一定的规定,但与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相比,在取证制度上我国仍有许多的不足和有待改善之处。本文目的在于对我国取证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研究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提出对我国取证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医疗广告不能侵犯他人名誉权

民事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可信度大于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因此，无需加以质证便可用作定案证据。其实，这种观点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悖。民事诉讼质证，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就其举证和法院依职权取证而获得的证据通过出示、辨认、询问等质诘方式证明证据效力的一种诉讼制度。因此，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需加以质证。     

论民事检察中运用证据的几个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进行监督，要立足于一 定的证据基础之上。这些证据既有原来案卷中附随的证据，也 有申诉人在申诉时提供的新证据，还有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 提取的证据。由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 地位所决定，检察机关对这些证据的运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同时也要积极履行监督职责。     

回归民事诉讼法——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再改革

民事诉讼法授权法院依职权收集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这一权力被极度缩小,使得我国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权力明显小于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发现真实达致实体公正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过分限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对以往的改革进行检讨,并通过适当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优化——以依职权监督为视角

依职权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践行人民司法、维护公平公正的有力保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实践中，依职权开展民事执行监督面临受案范围和效力边界模糊、程序设置个性化不突出、案件线索发现不足等问题。对此，应树立科学系统的监督理念，结合依职权监督特点完善细化相关制度机制，进而规范和加强依职权监督工作。     

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若干思考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对当事人举证的强化,以及一提到依职权收集证据,大多数人首先浮于脑海的是我国的职权主义模式甚至是超职权主义模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取消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但是笔者却认为依职权收集证据在目前我国来讲是有必要的。故本文拟从立法、学理、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制度。     

略论民事审判中法院之有限取证

司法实践表明,在人民法院有限取证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就很难正确处理好当事人举证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关系。在此笔者拟就人民法院有限取证问题作一些粗略探讨。一、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有限取证依据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     

民行检察抗诉的制度保障与独立性有待增强

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中的检察抗诉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职权,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人们认识上的不同及司法实践操作中的不一致,影响了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有效行使。一、现行民事、行政检察抗诉面临的两个现实问题虽然《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抗诉规则》)第四十七条中列明     

我国检察权配置之反思

我国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等权力,检察权行使的领域不仅涉及刑事诉讼,还包括民事、行政诉讼,范围非常广泛。但从司法实践中看,我国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与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极不相称,我国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在立法与现实两个方面均存在缺陷,应该在廓清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     

人民检察院对法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控制

长期以来，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顽疾。《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确立了对侦查机关法定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具体的法律监督方式，但这一司法解释自其颁布以来，一直没有充分的发挥其应有功能。由于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控制的观念没有确立，加之法律规定不协调，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不畅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程序方面的监督缺失。对侦查机关法定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查证与运用

司法解释的修改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新证据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根本性重构,以能否证明原判决、裁定错误作为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仍然欠缺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审查认证程序、运用规则的具体规范,可能导致检察机关对新证据运用的失当。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形成的新证据类型进行梳理并明确其特点,将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审查程序与现有制度相结合,有效审查新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恰当适用民事诉讼相关证明标准,准确判断新证据能否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另外,建议完善检察机关在再审庭审中对新证据的出示和说明职责、明确以检察机关基于新证据认定的事实作为再审裁判的基础、增加检察机关对当事人逾期提出新证据的惩戒权力等,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新证据运用机制,适当履行检察监督职权。     

浅析明确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必要性

目前,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审判监督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法律没有明确不准履行调查权,但司法解释的不确定性,基本固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职能是以书面审查为主。本文分析了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具有必要性,并对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之运用提出建议。     

民事诉讼主体诉讼中举证角色的定位之浅析——法官是否应该调查证据

在民事司法领域中,法官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多年的置疑声不断。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很显然,法官当然享有此种职权。这种承袭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传统并非偶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有着滋养这种制度的天然土壤。单就诉讼领域中的法官职权主义,尽管理论界存在众多争议,它依然盛行于司法实践当中,本文拟从民事诉讼中举证角色的定位来透析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     

民事案件抗诉事由理念探析

民事案件抗诉事由，是指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条件，即检察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民事抗诉权，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由于再审司法理念上的偏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案件抗诉事由规定过于宽泛，导致实践中民事抗诉工作运作上分歧较大，加之部分抗诉权运用不当，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查取证权论析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院广泛的调查取证权,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违背了法官中立原则,破坏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合理角色地位,给程序公正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本文对我国目前的法院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及其不合理性进行了论析,以期为完善我国的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制度。     

论民事执行监督的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基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为视角

一、民事执行权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一)民事执行权的内涵及性质所谓民事执行权就是指法院执行机构强制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而实现权利人民事权利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可以分为民事执行裁决权和民事执行实施权。民事执行裁决权指执行机构依法享有的在执行程序中对各种程序事项和相关的实体事项,依当事人及案外人申请或依职权作出裁断或决定的权力。民事执行实施权指执行机构为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之目的,依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范围——以法官对被告不利事项的职权调查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法官为发现真实应依职权对有利及不利被告人的证据一并进行调查.将职权调查的范围片面限缩为对被告人有利的事项,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且与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的目的及法官中立性要求相悖,更会招致司法实践中的困难.法官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之所以备受责难,并非错在调查的范围本身,而应从落实法定起诉标准、司法克制及“疑利被告”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理性检讨.     

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核实权的适用机制探析

2012年修订之后的民事诉讼法,为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调查核实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实践中,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核实权应如何界定、民事调查核实权的行使应遵循哪些原则、民事调查核实权如何启动、后期证据如何认定,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厘清民事调查核实权的规范渊源,正确进行民事调查核实权的权限界定,深入思考民事调查核实权的具体适用问题,对应对民事诉讼监督新形势和新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检察监督权——基于民事公益诉讼的阐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公共性危机事件等不和谐社会现象.立足于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领域的功能性分析,提出了正确认识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若干程序问题.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法理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公共性危机事件等不和谐社会现象。本文立足于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领域的功能性分析,提出了正确认识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若干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