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论新时代“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

“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强调民族因素在社会治理时空中的展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构成社会治理诸环节“民族在场”的内在逻辑。“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侧重于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价值；在治理结构中，党委统筹整合利益，政府切实维护利益，社会自主交换利益；并通过提升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来实现保障。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冒充公检法”诈骗中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建构：社会符号学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非接触式犯罪，无论犯罪嫌疑人采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主要的媒介是语言。社会符号学强调符号在社会行动和交际中的功能。犯罪嫌疑人调用相关话语资源与语言策略对身份进行选择与建构的动态过程，是符号在语境再构下的解释和再解释过程。在“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中，犯罪嫌疑人运用语类模板中的话语资源编造虚假信息，构建虚拟语境，通过话语实践确立虚假身份，利用话语策略实现不同身份的多元转换。在话语交际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一方面限制受话人对话语资源的权力与控制，另一方面拓展对话空间加强与受话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动，将目标身份通过语言符号经由对方建构，在确立自身的“机构代表身份”和受话人的“违法者身份”后，达到获取受话人信任、骗取钱财的交际目的。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 ———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     

社会自治组织行政权的法律规制

本文首先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自治组织实施自治行为的法理基础(即自治权的来源问题)作了界定。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行政法角度论述了社会自治组织在对其内部成员及非成员之社会个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所具有的不同的角色特征及其相应权力与义务，并进而全面探讨了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与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尤其是自治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社会信用评价的合法性及其限度

社会信用评价是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社会信用评价的目的、针对对象、具体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进行认真研究。现阶段，于陌生人背景下的民商事交往以及行政机关的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在内的行政管理呈现出了信息失衡的情形，大大增加了民商事交往与行政管理的风险和成本。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方式延长博弈链，变陌生人社会为“熟人”社会，从而有效降低民商事交往和行政管理中不必要的风险与成本。社会信用评价的对象、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等应当以此制度目标为出发点。     

检察公益“两诉”衔接机制探析——以“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的完善为切入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在内容和功能上大量重叠,但又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部分,故二者既不能当然并立,也不能绝对排斥,而应通过衔接机制在避免重复的情况下形成“互补”关系。为此,“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应增加“两诉衔接”一章,从诉前、诉中和诉后三阶段作出相应规定。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中国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及其社会功能

目前,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呈现出活跃状态。各地区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陆续出台政策法规;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多种类型组织涌现出来;城乡群众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同程度最高,迫切希望参与服务;网络志愿服务组织异军突起,创造出新颖多样的服务方式;志愿服务组织的"裂变"与"联盟"成为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各地区逐渐形成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支持系统并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志愿服务组织体现的社会功能在于:一是志愿服务组织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二是志愿服务组织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四是志愿服务组织传播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五是志愿服务组织协助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后危机时期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新格局使社会组织布局得到调整,结构不断优化,质量逐步提高,群众有序参与、有效覆盖城乡、门类齐全的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形成。在后危机时期,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制订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拓宽参与的广度,提升参与的深度。     

社会建设背景下志愿组织发展的思考——以广州市为例

志愿组织配合党政实施公共服务并协助社会人群,从社会资源调配、社会管理创新、社会融合和谐等角度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文章在社会组织放开注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共青团枢纽型组织逐步建立、社工与志愿者加强合作等社会建设背景下,从社会化与专业化发展方向、与枢纽型组织的关系、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协调和自身组织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提出了民间志愿组织角色定位以及发展思路.     

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机理及其法律属性

文中从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背景、现实基础、法理基础入手,探讨了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属性,即社会中介组织与经济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它是经济法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应当属于经济法的第三类主体:特殊法人.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改革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体制研究

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回溯历史、总结现实的基础上,应建立"党的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领导、政府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管理、社会组织联合会执行"的社会组织领导体制,形成领导层、管理层、执行层既分工明确,又协调联动的社会组织工作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山东省滨州市实施“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的启示

2011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做了重要讲话,确定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山东省滨州市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全省创新性地率先实施了＂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搭建了新平台。为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