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视角

青年社会学在其学科发展进程中,基于不同的理论来源和独特的价值选择,形成了一些十分独特的也是这一学科最基本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个体—社会"视角、"世代—世代"视角、"结构—行动"视角、"传承—更新"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它们表明了青年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特征、核心内涵和分析方法,因此,成为理解和把握青年社会学学科的一种纲要。     

刑罚社会学的研究框架

最近刑罚社会学出现一种研究动向，即采用了“社会控制”分析框架，这一框架部分源自福柯的著作。这一观点的局限性是通过对涂尔干的刑罚概念进行讨论和批评来阐述的。与此不同，大卫·加兰德认为，一个更多维的探究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刑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其中包括刑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刑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深层的文化共鸣以及精神和情感支撑。     

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我国经济适用房有限产权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经济适用房有限产权制度是导致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诸多弊端的根本原因。在法学意义上,有限产权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产权主体、收益权、处分权以及取得的对价等均受限制。在经济学意义上,有限产权是一种被削弱的产权,排他性和可交易性都受到限制。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有限产权的这种安排不仅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上升,也阻碍了经济适用房外部性内在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对经济适用房的产权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才能更好地发挥经济适用房的功能。     

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文章归纳了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经典社会学家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经由齐美尔、韦伯、芝加哥学派、列斐伏尔、桑德斯、卡斯特、哈维、索亚、戈特德纳、福柯和吉登斯等著名社会学家的论述，空间视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作者借鉴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从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个方面对转型中国社会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齐美尔、沃思的都市社会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

西方学者齐美尔、沃思等人的都市社会学思想,因涉及大都市的精神生活及都市人的个性、理性、心理诸问题而被国内人文学者所关注。他们关于形成大都市社会交往关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学元因素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限定性,而其中一些批判性考察与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某种消极的人文心态暗合。解读齐美尔、沃思等人的都市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是必须厘清推动都市化进程的真正社会学元因素应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市化不仅是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亦是催生新人文机制的媒介;二是提示我们在一个讲究理性、效率、利益,人口集居规模和密度激增的现代都市社会中,如何保持个性、人格的健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文生态环境。     

寻根文化建设的社会学解读

寻根文化产生的基础是祖先崇拜风俗,姓氏寻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姓氏的微弱亲情把同一宗族联系起来,通过寻根而凝聚在一起;寻根是以血缘关系或者类血缘关系为基础,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知识获取相联系。本文从寻根文化的发生过程、建设过程、功能结构、制度因素、符号互动、社会道德发展等社会学领域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追求寻根文化能形成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理论的重构:什么是社会学

“什么是社会学”这一问题，是指从寻找社会学的新定义开始，尝试社会学理论的重构。本文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展开论述：（１）重构社会学理论的需求；（２）社会学新定义的标准；（３）什么是社会学的新定义；（４）对新定义的评价：重构社会学理论的起点。本文所指的新定义是：社会学是研究无形资产的形成、积累、交换、流动、兴衰运动轨迹和规律的科学，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分析框架。     

析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难点问题

伴随着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当前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相当普遍。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出现一些新特点,如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类型增多,诉讼客体不 断增加等,还有一些新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完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等同原则的适用等。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收入提高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中土地产权的界定、归属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清楚的。然而,无论是模糊还是清楚,均存在着违约和侵权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的行政权限不明晰和高昂的保护产权成本,阻碍了农村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出现。取消乡和村的行政经济权利是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的根本措施。     

产权交易市场监管体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经历了在发展中不断摸索经验和调整思路的曲折过程，至今已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定位相对明确、规模较大、前景广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市场本身规模的不断突破，产权市场现有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市场本身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影响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通过整合现有监管体制，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形成较为统一的监管架构。进一步厘清监管机构职能，使之与市场规范发展相匹配，从而促进产权市场有序运行。产权市场监管体制调整的关键则在于对国资委主导的监管模式的整合：即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身份与产权市场监管者身份的分离。     

反垄断法的产权解构及规制革新——在“公共领域”视角下

文章运用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从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的关系入手,进而引出"公共领域"之概念,并以此为依托对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中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全新解构.在巴泽尔关于"市场中总是存在很多未界定之产权"论断的支撑下,笔者对反垄断规制原则在革新层面上做了诠释,提出了在产权分配的动态均衡过程中构建反垄断规制框架的观点和看法.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近期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作了回顾和展望。他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产权理论和组织的治理结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威廉姆森还以俄罗斯改革为例 ,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条件及其自身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问题研究

物权法的颁布,有力的推进了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从私法的角度而言,物权法的出台为私法保护物权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律基础;从公法的角度而言,物权法的出台进一步划清了公权行使的范围,对政府开展依法行政和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行政法如何保护物权,是对行政法学的一个考验。我们立足于我国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物权行政法保护与规制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完善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够尽快健全与物权法相匹配的行政法制度。     

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地权配置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