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大致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魏晋人学“骚”、拟“骚”者不乏其人,但无突出成绩,亦少精到或警策之语;至南北朝,评“骚”、拟“骚”又显活跃,诸家言论,有誉有毁:誉者视《离骚》为“奇文”,赞曰:“屈平联藻于日月”;毁者将屈原视为“狂人”或“轻薄”之人,认为其死不足惜。无论是誉是毁,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均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随着楚辞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楚辞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估价。魏晋人论及屈原并有所评价者有:曹丕、刘毅、挚虞、谢万、陆云、曹摅、皇甫谧、葛洪、陶渊明、萧统等。     

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汉代得到承认，从此影响深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四语）。但在汉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人并不以“楚辞”一名来称呼屈原的作品，而且，这正是汉代文坛写物大赋风行日盛的时期，汉人却又常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楚辞与汉赋，虽然源流相牵，其实体制不同，以致于后人有“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批评＼尽管如此，“楚辞”这个名称毕竟还是汉人确立的。因此，如果考察一下汉人最终将屈原的作品以“楚辞”定名的过程，是可以反映汉人是如何认识并接受楚辞这…     

朱熹论“屈原之过”

对屈原的评判,有诸多观点,学术界由于朱子对屈原的过分评论,＂伤原之甚＂,最终引来了诸如＂与班固一样,曲解《楚辞》,贬低屈原＂的非议。朱熹认为＂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进而提出屈原不应＂故捐生以赴死＂,＂抒怨愤而失中＂的观点。朱熹关于＂屈原之过＂的观点,是基于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而发的。从朱熹的＂屈原之过＂之因来看,朱熹身处的南宋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外又受强敌威胁,朱熹期望国家中兴,由此朱子萌生了忠君尽善尽美,从而感叹＂屈原之过＂。从这一层面上讲,朱熹的＂屈原之过＂之论也彰显了朱熹的爱国情怀。     

屈原与湖湘古代文学、兼及流放文学现象

“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作为在湖湘大地度过了后半生,自沉汩罗,创作了大量与日月争光的辞赋的屈原,更是湖湘古代文学的开创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组织并领导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支文学创作队伍,这就是以他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在内的“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楚辞创作队伍。虽然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宋玉等人到过湖湘,但它至少是一支楚辞创作队伍,而湖湘也是楚辞的发源地之一。     

《楚辞》研究五题回顾及反思

一、屈原自沉与《哀郢》之关系 《楚辞·九章·哀郢》篇的释读理解,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自明代以来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郢都沦陷联系起来的,是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汪氏说“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并据《史记·楚世家》,举出了秦昭王对楚国的几次攻伐,认     

《卜居》“大人”的确释——兼说“大人”词义的历史演化

《卜居》是写楚怀王末期“屈原既放年三,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时的景况。屈原遭遇不幸,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实是一个重要原因。故于《卜居》内,屈原愤然曰:“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口足)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此“妇人”当指郑袖无疑。郑袖者,怀王之宠姬,为时人目为“幸夫人”(《战国策·楚策二》)。她是个权变而又愚顽的女人,是屈原的政敌。屈原把她作为自己主要对立面而加以指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卜居》里另两问,“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历来注家多以为指贵人、诸侯。其实“大人”可指女性,此处即谓郑袖;故五臣注:“云‘大人’,谓君之贵幸者。”(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对郑袖,屈原一称“大人”,乃揶揄之;一称“妇人”,更轻贱之矣。     

释“彭咸”

屈原在《离骚》中两次提到“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自王逸注后,历代学者多从王逸说,虽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多语焉不详。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彭咸未闻。”戴震《屈原赋注》称彭咸“书阙不可考矣”,“一说即《论语》所称老彭”。俞樾《俞楼杂纂》二四《读楚辞》认为“彭咸即彭铿,铿咸双声字。”闻一多《离骚解诂》补充道:“铿咸不只双声,元音亦同,惟韵尾略异耳。”姜亮夫《楚辞今绎讲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论

从楚辞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两汉应为楚辞学最初形成的时期,其中西汉前期可视为楚辞评论和研究的萌芽期,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可視为楚辞学正式创立期。第一个比较全面评价屈原《离骚》的是刘安,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刘向是第一个将分散流传的楚辞作品汇编成集的学者,王逸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为楚辞作注作序的专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拟“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评价和借鉴。本文同作者发表于本刊1987.4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可视为姊妹篇。     

’96屈原文化研讨会综述

1996年11月12日至15日，“’96屈原文化研讨会”，在宜昌市隆重举行。省内外屈学研究专家及宜昌市的领导、学者130余人到会。会议以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宗旨，以弘扬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以“屈原与爱国主义”为主题，共收到论文50余篇。到会代表着重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作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同时也涉及屈原与楚辞研究的其他问题。关于“屈原与爱国主义”问题，到会学者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阐发。有的学者在论述屈原爱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时指出：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在楚国…     

以儒批儒 拨儒于屈——论朱熹的尊屈倾向之二

朱熹晚年采用以儒注屈的方式 ,以儒制儒 ,否定班固等人用“中庸”的尺度来衡量屈骚思想 ,建立了新的评屈理论模式和格局。同时 ,对扬雄否定屈原的言行作了批驳 ,这是朱熹尊屈倾向的又一表现     

论汉人对屈原的评价

屈原作品写成之后,在楚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因而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得以流传和保存。但是,较系统地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则开始于汉代。汉代可说是“楚辞学”建立的时代;汉人对屈原作品的注释与评论,无不给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汉人评价屈原,观点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反映了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楚辞研究的现在和未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两件大事对楚辞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二是1953年屈原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性的广泛纪念。这两件事使当代楚辞研究，从开始起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时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57年作家出版社选编出版了一本《楚辞研究论文集》。多数文章集中地突出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两个主要思想：一是“人民性”。认为屈原的思想和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是大家一致的认识。只有极少数文章有夸大之词，超越了时代和阶级，为大家难以接受。二是“爱国思想”…     

《离骚》“求女”新探

屈原《离骚》中的“三求女”一章,注家聚讼纷纷,争论焦点是“无女”及下女宓妃、佚女、二姚这些美人究竟比什么,三求女的用意何在。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说。(1)女比忠贤、同志,求女比求贤、求同志说。汉人王逸以为“女以喻贤”,宓妃比“隐士”,佚女、二姚比“贤士”,三求女的动机是“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与之俱事君也”。(《楚辞章句》)其后,唐人《文选》五臣注,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等均依王说。     

回眸与展望──’98深圳国际楚辞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七届年会简述

今年5月，本世纪最后一次屈学盛会在深圳特区举行，会议由深圳大学和中国屈原学会共同筹备，并由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具体操办。来自韩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近百名楚辞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深圳市和深圳大学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国屈原学会秘书处所在地湖北省社科院及湖北省社科联的有关领导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或提要共50余份。议题广泛，全面深人，是这次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无论是提交的论文或大会发言及小组讨论，其内容涉及到屈原与楚辞研究的诸多方面，从对原著…     

屈原思想流派辨

屈原思想到底属于哪一家?历来研究楚辞的人看法不一。较普遍的看法有三种:儒家、法家、道家。此外还有认为属于阴阳家的,有认为属于杂家的或神仙家的。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和例证。如果从屈原与先秦诸子思想的互相影响来说,这些看法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某个思想体系看,硬派屈原的思想为某一家、某一思想体系,就值得     

“康回”与苗族关系管窥

拙文斗胆试从史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屈原《楚辞·天问》中之“康回”(“康回冯恕,地何以东南倾?)与苗族关系的历史渊源进行考辨,且认为康回当系苗族远祖之一。 主要论点有: ①康回实即尧之共工, ②康回与驩兜均出自同一母体部落,     

关于《招魂》作者问题的一个论据的辨正

朱东润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中说:“‘屈原传’的作者以‘招魂’为屈原所自作。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不标作者姓名。按章句目录,对于诸篇作者除屈原外,一概标名,独屈原不标名,准此似王逸在标目时认为屈原所作’。至卷九‘招魂”章句则又叙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王逸此叙,以‘招魂’为宋玉所作,与标目时自相牴牾。”刘心予《关于〈招魂〉的作者和乱辞》(《华南     

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他创作出了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杜甫是唐诗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继承了《诗经》的风格，把实现主义诗风发挥到了极致，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者，但是他的精神与思想却秉承了屈原，吸取了楚辞的精华，成为唐诗中继承屈原的典范。本文就其爱国精神、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了杜甫对屈原精神及楚辞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招魂》四题

一、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各说不一,基本上可分两大派:一派从司马迁说,主张屈原作,主要依据《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一派从王逸说,主张宋玉作,主要根据《楚辞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这两种说法中,以司马迁说更为可信,王逸的说法大可商榷。先就《楚辞章句》本身来看,王逸对《招魂》的作者问题,前后就有矛盾之处,例如《楚辞章句》的目录,除《离骚》标明作者是屈原外,其它的作品,凡是未标明作者姓名的篇目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之所以略而不列作者姓名,显然是把它们算在屈原名下。《离骚》列在第一篇,标明了作者屈原;第二篇至第七篇未标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