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网络虚拟财产犯罪的刑法规制模式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大量出现,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盗窃网络游戏币而被界定为盗窃罪的案例,但是在立法层面,以及大多数司法实践中,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的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适用模式。本文从我国学者的一些观点出发,参考当今国际上关于虚拟财产保护的规定,提出我国在规制网络虚拟财产犯罪方面的立法模式建议。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以谦抑刑法观为分析视角

刑罚的意义在于通过维持、唤醒国民的规范意识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在信息网络异常发达的当今社会,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谦抑的刑法观与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理念,一方面应当坚决反对刑法圈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一定限度内积极预防措施的施行应当被允许.反观当下的刑事司法实践,由于缺少相对统一的标准,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难于精确界定,以计算机犯罪定罪的惯例显然无法涵盖上述所有行为类型,容易造成刑法适用失衡的不当.因此,应当将网络虚拟财产以刑法的形式规范起来,以打击一切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行为.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 ,在国内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界尚未引起关注 ,而实践中侵犯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发案率却直线上升。随着此类案件的现实危害性日益增大 ,以及域外涉及侵犯虚拟财产刑事判例的出现 ,在刑法理论上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显得日益迫切。     

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盗窃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网络游戏是一新型的产业,而针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盗窃行为同样也是新兴的却大量存在的事物。其是否应当受到刑法规制?笔者从盗窃罪的沿革、处理现实问题的需要和刑法价值三个角度,论述刑法规制虚拟财产盗窃行为的必要性。     

数字化时代盗窃犯罪对象的演变及对策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侵犯虚拟财产行为也随之而生。本文就盗窃网络游戏中虚拟财物的行为进行了刑法理论分析认为,虚拟财产符合传统刑法理论体系中盗窃罪犯罪对象必须具备的全部特征,可以成为盗窃犯罪对象。在我国法律对此尚未作出具体规范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将虚拟财产的性质推定为动产,肯定其经济价值的现实性,并予以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试论盗窃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行为的法律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对虚拟财产的定义不甚清楚，而现实中侵犯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发案率却直线上升。随着此类案件的现实危害性日益增大，以及侵犯虚拟财产刑事判例的出现，在刑法理论上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显得迫切和重要。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定性及刑法规制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和可控制性的财产属性,应受到刑法的保护。当前,我国刑法缺乏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犯罪规制的具体规定,导致司法实践面临困境,应推动刑法明确界定信你财产的范围和性质,将其纳入盗窃罪规制范畴,推动实现刑法实质和形式的双重正义,维护网络环境和秩序。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互联网在为人类提供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出网络虚拟财产这一新鲜事物。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对于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定性存在诸多争议。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社会危害性,应该用《刑法》进行规制。目前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将其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发.强化对“虐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从必要性上看,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突出困境.一方面,非刑事性儿童立法呈现出“静态化”的缺弱;另一方面,刑事立法保护儿童功能缺失.着眼于我国当前国情,全面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度经验,构建防治儿童虐待综合管理体系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恰当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既可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又足以“补强”我国社会转型期儿童保护立法整体上的缺弱.从可行性上看,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通过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之立法先例,另一方面,国内积极有利的因素包括:关注未成年保护的良好法制氛围;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虐童”行为潜力较大的储备资源.在当前,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思路:设立“虐待儿童罪”或修正虐待罪.两种思路各有千秋,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有效地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中来.     

论我国诉讼欺诈的法律规制——以刑事法律责任为中心

当前诉讼欺诈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侵害被害人合法权益,还严重破坏国家司法秩序,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认定,理论界尚存在较大分歧,而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专门立法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导致这些结果最根本原因是我国尚未对诉讼欺诈专门立法规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立法完善.本文从完善我国对诉讼欺诈立法的角度,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为中心展开论述,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诉讼欺诈罪”,将诉讼欺诈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畴.     

政府横向权力配置新论——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的分析

在＂结构功能主义＂权力分立观看来,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技术性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权力;为了实现相应的政府职能,这些权力应当由相应的政治性的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技术性机关（司法机关）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机关（行政机关）来行使;为了保证各政府机关能够＂称职＂地行使相应的权力,各政府机关的组成人员、运作规则应当具备不同于其他机关和人员的制度设计。尽管当今世界各国存在国家性质和政权体制的不同,但是三种权力的性质却是永恒不变、超越国家界限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我国当前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和司法机关（法院）的行政化倾向不利于国家职能的有效实现。     

试论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

反向混淆是近年来我国商标侵权案件中遭到的新问题,而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中没有就“反向混淆”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从商标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角度来看,我国应加强对反向混淆案件的关注与研究,并针对反向混淆的具体特点进行适当立法,构建规制反向混淆的法律制度,为反向混淆问题的处理提供明确而充足的法律依据。     

法律监督统一立法的现实与理想——立足于法律监督地方性立法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全国各省级地方性法律监督立法的普遍出现,反映出检察机关对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视,但立法条文的宣言化、口号化,导致法律监督能力并未因此提升、法律监督效果也未能有效改善,反而是由于各地实行的检察机关业务考评工作,由于考评重点的明确化、考评手段的细则化、考评效果的评估化,使法律监督工作逐步有形化、高效化,而且柔性监督手段更有利于被监督对象的接受从而产生监督效果。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法律监督统一立法应当从业务考评工作中汲取有益经验,进行细密化的立法,并对法律监督手段加以补强,完善法律监督的效果评估机制,从而解决法律监督立法缺位、大而不当的问题。     

司法解释的建构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释为例

在当前的司法解释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制度建构理念与方式,如过多地基于推理启动具体的司法解释形成过程,先创设"立法政策"然后顺此制定司法解释,试图通过司法解释实现社会利益一般调整却超越其本身的权限与能力等等。这些做法影响具体司法解释的制度生长趋向与内容选择,并导致司法解释的定位逾矩与功能紊乱。为完善司法解释形成机制以确保司法解释优化质量,须强调基于审判经验启动具体的司法解释的形成过程,以顺应立法政策作为具体司法解释的政策取向原则,以实现法律的技术完善作为具体司法解释的建构重心。     

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

知识产权法应落实《民法总则》创立的绿色原则。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成立,但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若有知识产权规则可循,则司法机关应依规则不判令侵权人承担前述责任;否则,则应依据绿色原则,对权利人享有的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请求权予以限制,以维护绿色发展利益。     

How to deal with virtual property crime: Judicial dilemma and a theoretical solution from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videnced a large number of criminal precedents on virtual property crime, but how to deal with it remains controversial,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us, systematic studies based on relevant precedents and doctrines are urgently need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conceptual boundary of virtual property,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research also seeks to shed light on other countries facing the sam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aw,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screened by three substantive criteria: digitization, value and scarcity. Whether virtual property is identified as a property right or a contractual claim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will not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Virtual property has both property and data features, and the different legal interests carried by both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For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property crime, data crime and computer crime. The three do not have a ranking or mutually exclus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principle of ideal concurrence (Idealkonkurrenz) should be applied. When determining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of property crim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users and game operator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actual property damage standard should be favoured. When considering data and computer crime to determine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we should not rely excessively on the criteria of illegal income and economic loss, but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round the degree of legal interest infringement.     

双层社会视阈下数据犯罪的法益规制思路

从网络到现实,双层社会迅速形成,相关犯罪亦从现实社会迁移至网络社会。如何应对伴生的新型犯罪形态,关键在于能否全面、清晰认知双层社会的链接点——数据。数据犯罪随双层社会固化而持续扩张,立法、司法均提出各自的应对思路,但规制现状并不乐观。以数据犯罪为核心,分析该犯罪形态在立法与司法领域的表征,并结合其技术与社会的双重价值属性,针对受损法益展开分析,最终实现对相关罪名适用的逻辑化探索。     

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新近征求全民意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凸现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现行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对法定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应遵循婚后所得推定共有的准则,其法理依据是夫妻之间存在的协力关系。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之间就采用何种类型的夫妻财产制所订立的协议。夫妻财产制契约与一般财产契约不同,其直接产生夫妻财产法上的效力,即以双方当事人选定的财产制度替代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无论法定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共同财产制都存有一定缺陷。在我国夫妻财产制结构中增设非常财产制可以弥补共同财产制之不足。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基于对虚假诉讼发生与司法实践状况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且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但我国刑事立法中缺乏恰当的罪名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定罪,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评价。虽然各地出台了大量司法性文件以识别和预防虚假诉讼,但这些司法性文件并无法改变刑法存在漏洞的事实,相反,其对虚假诉讼的罪名设定存在争议,部分规定甚至存在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嫌疑。因此,通过确立虚假诉讼罪来规制虚假诉讼至关重要。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

自2012年以来,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中国电子商户持续遭遇来自美国的侵权诉讼,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子商务海外业务的拓展。为有效应对跨境电商侵权诉讼、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业务的良性发展,一方面,电子商户需要加深对域外知识产权法律及司法程序的了解,强化权利意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自己的诉权;另一方面,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应在协调组织应诉、建立行业规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规制跨境电商行为的国际协调机制,尝试建立司法协助和联合执法机制,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防范和监管的新途径,融入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