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及其教训

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持续了6年,直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为止.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从其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这场"反宗教运动"的失误,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如何处理好政教关系和宗教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值得关注的是,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和睦息息相关,民族和宗教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宗教极端主义者尤其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企图分裂国家的不法分子,要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苏联第一次反宗教——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及其教训

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是苏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运动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开始,逐渐延伸到对教会人员和反抗没收珍宝的信徒的镇压与审判。苏俄第一次反宗教运动在指导理论上和运动实践上出现严重失误,反映出俄共缺乏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意识,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意识,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的创新。本文利用了苏联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剖析了俄共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执政路线,是俄共在宗教问题上不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剖析苏联在宗教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汲取其教训,总结其经验,对我国及其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宗教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隐性作用

宗教是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时期反宗教政策与宗教政策的逆转、 政教关系、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复杂交织, 使得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积劳成疾、推波助 澜的作用;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可能更多是隐性的, 但却是不可忽视的、诱因性质的作用。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

自1958年到1964年，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掀起了一场苏联战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反宗教运动，它不仅改变了苏联社会此前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政教关系，还以激烈的形式震动了整个苏联社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苏联共产党、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俄罗斯“东正教热”反思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掀起了"东正教热".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东正教热"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特别重视俄罗斯出现的"东正教热",既要分析它的文化因素,也要分析它背后的政治因素,认真总结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教训,引以为鉴,以利于进一步搞好我国的宗教工作.     

达耶难陀的印度宗教社会改革实践、模式与影响

达耶难陀是19世纪印度宗教改革社团——圣社(Aray Samaj)1的创立者,在他的领导下,圣社以"回到吠陀去"为改革口号,提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的说法,在宗教、社会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直接推动了近代印度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当下,印度新任总理莫迪领导下的社会改革活动引起了很多关注,他所倡导的改革,与达耶难陀的改革模式有几分相似,体现了印度社会改革的某些传统。从达耶难陀领导的宗教社会改革实践活动出发,探讨其改革的模式及特点,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找寻印度宗教社会改革的历史传统,并从历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印度当前的社会改革。     

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论析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苏联呈现出"大国家,小社会"的显著特征.关于苏联"大国家"的具体表现,可以从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有:通过利用克格勃和告密者、思想控制、经济控制以及社会流动控制等.这些手段典型地反映了苏联"大国家"的特征.     

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一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的复兴,往往同当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和参与.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非政治形态出现.由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中亚五国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也各有特点,发展极不平衡.中亚伊斯兰复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基本上停留在重新宣讲宗教教义和宗教信念,恢复宗教传统的层面上.虽然其间发生过一些宗教干预政治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冲突、动乱,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的宗教政策正确与否,同国家的稳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家对宗教严加控制或放任不管的极端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容易导致社会失衡.一定要引导宗教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试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

宗教问题是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对于宗教问题的政策是一种宽松的甚至是放任的政策，这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枚隐性炸弹。     

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更为担心的是恐怖分子是否获得了诸如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有种种迹象显示,可造成更为恐怖的生化袭击有可能发生,值得高度警惕与戒备.在反恐怖斗争领域里,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正确认识形势的两大因素,如何从根本上把民族、宗教问题与恐怖活动区分开来,应当对此有所反思.随着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不断深入,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全球性国际反恐怖合作机制已是势在必行.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宗教信仰的发展状况及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改革战略,引发社会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反思,然而当时并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足够重视,因此没能在改革初期得到宗教界的支持和认可。罗斯受洗一千年纪念后（1988年）,宗教信仰的发展迎来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机。苏联解体后,宗教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并在1995年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随着宗教组织的发展壮大,对苏联乃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的自由意志,最终成为左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研究:1981～1988——苏联解体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在冷战遏制理念支配下,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制定实施的经济外交政策涵盖了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对于里根政府采取的经济外交政策,苏联做出了某些政策回应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达到了利用经济杠杆损耗苏联社会经济基础的目标.但是,苏联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相对于其长期的历史积累、庞大的国家规模来讲效果有限,里根政府的对苏经济外交政策只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助推力量,而非决定性力量.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的效果不尽相同.里根的对苏哲学理念决定了美国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目标的有限性,并导致其政策调整的滞后.     

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

作者认为,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推行的一整套理念、体制、方法和政策.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极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A型)和改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B型).作者不同意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因为"斯大林模式"概念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载体是一种偏激的选择,苏联模式的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违背的.苏联模式的系统结构存在致命的缺陷.苏联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其集权性质,而在于其集权的"过度"性质,在于"度"上,在于这种"集权"远远超越了社会所能够容纳和承受的范畴和界限,从而使苏联社会陷入了一种"权力笼罩"的状态."非常权力"状态的生成和模式化,使正常社会走向"非常社会"状态.     

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宗教道德及其教育的复归

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宗教社会道德及其教育迅速复归,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道德教育功能的提升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宗教道德教育在目标、形式和内容方面与十月革命之前的宗教教育以及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也发挥着特殊的社会作用。     

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现状、问题与社会风险

宗教学校是理解巴基斯坦社会思潮的关键因素,它不仅是伊斯兰社会的巴基斯坦最为重要的部门,也是巴基斯坦社会的一面"镜子"。"9·11"事件之后,西方将宗教学校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社会思想"孵化器"划上等号,这种标签化处理进一步加剧其负面功能发挥。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宗教学校迅速发展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避免掉入西方学术界制造的话语陷阱。本文认为,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存在管理体制混乱、课程设置不合理、教育经费来源的矛盾性和卷入宗教政治与教派纷争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其宗教教育功能的发挥,也构成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潜在社会风险。     

稳定还是停滞——读《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

陆南泉教授的新著《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①自去年年底面世之后,不仅引起学术界,而且引起社会领域的关注,出版社不得不再版印刷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陆南泉教授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早年侧重于研究苏联经济问题,后期视野更为广阔,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关注苏联体制问题,解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著述颇丰。     

“后9·11”视角下地区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9·11"后,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冲突都和宗教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9·11"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宗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本文旨在结合国际关系的安全理论和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分析后"9·11"时代地区冲突产生的宗教原因和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激化作用,认为由于介于主权国家和无政府国际社会之间的宗教因素通过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个模式导致了宗教地区冲突产生和激化的观点,进而提出为避免宗教对地区冲突的负面影响应限制宗教问题的政治外溢的建议.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论伊斯兰文化的社会参与功能

伊斯兰文化以固有的社会属性,通过宗教礼仪形式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构建社会秩序和规范社会秩序的有序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社会参与功能.宗教文化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主要元素,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以及世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宗教叩拜文化不仅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固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从时间、空间到人间.社会上的一切几乎都是宗教的,伊斯兰社会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宗教管理模式.礼拜的要素之一是人际连锁关系,宗教生活形成了一个"社会文化场",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以"社会文化场"为中心的生活圈,且都是社会宗教活动的参与者.     

新世纪初我们做些什么--展望我国下一步的"苏联问题"研究

新世纪里,苏联问题研究任重而道远.本文认为,我们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研究方法要坚持"合力论".研究对象是必须扎扎实实地认清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情和历史,重新看待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很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军事共产主义";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还要着重研究,实行这一政策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几乎还是研究领域的"空白",填补这些"空白"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苏联史中一直存在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任务,列宁最早提出问题,但在苏联没有得到解决,终于酿成了悲剧.作者欢迎就文章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