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人性张扬与传统道德的对立 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的文明古国."德治"即德政之治,它是以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作为统治手段和社会管理模式.几十年来,历代统治者都是实行"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统治方式作为管理国家和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治国问题上的以德治政和以法治政的争论,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①孟子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孔、孟创立的"德治"思想,为后代的德治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根本的传统.     

杨骏运用针药结合治疗痉挛性斜颈经验

杨骏认为督脉失司,失其统率脊柱与养阳养筋之力为痉挛性斜颈发病主因,外感风邪诱发此病.治疗以通督养阳为大法,针灸取穴以督脉为主,配以足太阳膀胱经穴养精柔筋,加以中药以期平衡阴阳.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排卵功能障碍的中医药治疗进展

排卵功能障碍是妇科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占女性不孕症的25%～30%.下丘脑-垂体-卵巢轴(HPOA)及卵巢的旁内分泌功能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病变,或甲状腺、肾上腺等的异常,都可以造成排卵功能障碍,称为无排卵.其临床表现不一,可见于现代医学的闭经、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卵巢早衰(POF)、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垂体腺瘤、高催乳素血症(HPRL)、肥胖等,当属祖国医学的"闭经"、"月经不调"、"崩漏"、"不孕症"、"肥胖"等范畴.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排卵功能障碍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现将1997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综述如下.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问题研究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得以成功创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蒋介石下野、宁汉混战的天时,湘赣边界地处深山、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利,加上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正确决策以外,良好人际关系的营造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还有"人和"这一关键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具体体现在武装力量之"和"、将相之"和"、官兵之"和"、军民之"和"、土客籍之"和"五个方面。井冈山斗争时期"人和"环境的营造对新时期凝聚社会力量、共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失独家庭生存困境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独生子女的离世使失独家庭陷入难以走出丧子之痛、社会支持网络萎缩、养老成为难题等生存困境中.在社会工作干预失独家庭的研究方法方面,行动研究是较为切合的研究方法,它可以发挥改善现状、增进知识、提升教育等诸多功能.在社会工作干预失独家庭的核心内容方面,基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本质,以失独家庭自助与互助能力的激发培养为核心要义,主要从失独家庭的觉醒能力、失独家庭的技术能力和失独家庭的实践能力等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培养其自助与互助的能力.在社会工作干预失独家庭的路径方面,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介入的相互配合,可以较好地协助解决或缓解失独家庭面临的困境,满足失独家庭多方面的需求,助力其生活能力的恢复与发展.     

宽严皆失: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失衡之乱象及纾解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宽严皆失",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可观察并由统计数据说明的特征化事实.客观地讲,党和国家一直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取得些许成果,但无法满足人们对反腐败的期望,人们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效能和公正性存在着普遍的质疑.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适用,仍是问题丛脞,彼此纠结,理论界虽提出了不少纾解之道,但仍难得要领.如何摆脱"宽严皆失"的尴尬,是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直面的新课题.     

青年毛泽东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探求

在中外思潮的影响下,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异常追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奋进、向上的人生态度是青年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问题的主要特征.     

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探源与评述

在清末思想界,新闻自由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见解之深刻,成为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期、"五四"运动前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是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表现最为充分的时期。     

洪昇“家难”问题探析

关于洪昇的"家难"问题,传统的说法有两个:一是父亲"罹事得罪"说;二是"遭天伦之变"说.事实上,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洪昇的"家难"并非单指一个事件,而是指发生在洪昇中年时期的一系列不幸的事件:这还应该包括与岳家关系的恶化、经历"丧女之痛"和遭遇"斥革"之难等.屡遭家难使洪昇对功名的渴望与追求,演化为对艺术的追求与升华,最终孕育和催生了经典剧作<长生殿>.     

我国"老漂族"异地养老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的提供主要针对城市老年人,关注重点也是如何让城市退休老年人安享晚年,而对于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关注较少,使得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成为难点问题.我国的特殊老年群体主要是指农村留守老人、城市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失智老人以及"候鸟老人",即媒体所说的"老漂族"[1].本文以我国"老漂族"为例,分析当前我国"老漂族"在异地养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老漂族自身"、家庭、社区以及政府四个角度提出解决对策,力求为解决我国"老漂族"养老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江西“十一五“时期就业问题研究

"十一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深化,与之相适应的城乡就业形势也将有新的变化.就业问题是制定江西"十一五"规划所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农村养老保险是为了解除农民的年老之忧,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于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集体保障"已不复存在,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土地保障"日益困难,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使得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日益力不从心.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国家没能力包揽所有农民的养老问题.因而,农村的养老问题正成为新世纪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性问题.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研究

"文革"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犯罪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而且犯罪性质亦恶劣到极点.这个时期,我国犯罪的基本特点是:极强的欺骗性、严重的暴力性、很大的普遍性、异常的复杂性."文革"时期犯罪失控、肆意泛滥的事实告诉我们:要控制犯罪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是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的犯罪学结论.     

关于长沙县“失独、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失独、独生子女伤残家庭”进入人们关注视野。面临不断增长的失独、伤残群体，如何破解他们的养老困境？如何让他们安享晚年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文中以长沙县为研究视角，立足现实困境，就如何抚慰“失独、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之痛提出对策建议。     

王安石以“人才”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及启示

王安石以"人才"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其出发点是对冗、庸、懦、奸、奢、贪的宋代官吏的疾愤,其核心是重社教育以培养"通经致用之人才"的理念,其策略是对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的全方位思考.王安石教育改革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既要重人才,又要重兴学育才,更要重全社会系统的呵护培养人才.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犯罪社会控制

和谐社会是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的二元结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犯罪控制模式应当由传统的"国家本位模式",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转化,以适应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要求.通过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因素,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不和谐因素,将犯罪活动控制在公众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德力具足百姓宁集--王充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

王充是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是<论衡>一书的重要组成,其所概括的"德力具足"思想,在"天道自然"的基础上,将儒家的"德"与法家的"力"有机地合为一体,为理想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他提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最终将民生状况的好坏视为衡量政治得失的试金石.更显慧眼独具的是认识到,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在于启民智.倾毕生之力所撰著的<论衡>正是为了实践这一目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从而掌握正确的知识,科学的道理,走出迷信、盲从的可悲境地.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欠妥.董氏公羊学的核心思想--"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神学政治论,既是武帝时期弊政的思想根源、也是西汉覆亡的的思想根源,而西汉"宣、元中兴"恰好是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