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公众参与立法的有效实现

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公众参与立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而在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关系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和谐共处乃是立法的理想目标,实现和谐立法一方面有赖于立法机关、立法者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更在于公众的立法参与。我们应在公众参与立法实践与国家积极吸纳民意的良性互动中,努力推动我国公众立法参与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一条渐进和持续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而得以和谐、有效地实现。     

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之提倡

传统的国家本位环境犯罪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欲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就必须转变环境犯罪的治理模式。公众参与型犯罪治理模式在整合治理主体、保障提升非刑罚手段的治理效果以及推动治理的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型环境犯罪治理模式的建设,应该培育公众参与环境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建立环境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从社会结构变迁理论探讨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

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思路的具体体现,将犯罪控制从国家一体化转移到全社会力量.也意味这将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波尽可能地弱化,更公开透明地处理公众社会矛盾,用社会自身的力量来缓冲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震荡.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关键——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的、资本的利益驱动受制于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追求,按照协商民主原则进行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这种分离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消除了二者根本对立的根源,以劳动本位取代了资本本位,确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社会与国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和谐社会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教育的和谐发展,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坚强的精神支撑.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和谐社会--以刑事司法为主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协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刑事司法"与"和谐"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和谐社会必然是崇尚法治的社会,必然是公民个人权利有保障、国家权力受约束、社会秩序井然、刑事司法公正得到实现的法治社会.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具体说来,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等多方面的内容.虽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究其本质却是建立足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规则.总的来说,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和公民社会承担了相应的职责,成为建立规则的直接主体.当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主体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完善.     

培育公众科学素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密切。而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公众科学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程度。因为,科学素养关乎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因此直接影响公众的思维方式,关乎个体如何通过行为方式来参与社会,关乎个体的价值观如何融入社会的价值观。鉴于公众的科学素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密切关系,科学素养的培养应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步进行,这与我国目前公众科学素养的现状有直接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培育公众的科学素养同时作为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全面和谐才有更切实的保障,才能实现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幸福安康,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     

群体性事件视角下的和谐法治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人们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法治的展开而忧虑.和谐法治无疑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法治的展开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谐法治是一种承认差别事实,以差别对策应对,旨在平衡、协调、整合差别的艺术.和谐法治作为一种新型法治,应超越形式主义法学观的旧思维,真正在实质主义法学观的指导下,立足社会本位,通过差别衡平化和衡平差别化,推进社会福利的实现.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对刑事政策的一种宽松选择。在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构建下的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二元社会结构嬗变的必然要求。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的基础。     

情报工作在反恐维稳中的作用及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加强情报工作,加大对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类因素的前瞻性和可控性,既是反恐斗争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要求。情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基层民警情报意识淡薄,情报工作发展不平衡,情报分析研判机制不完善。为此,必须扩充情报来源,建立立体的情报信息网,建立情报信息三级上报制度,建立有效的情报分析研判机制,充分发挥情报工作在反恐维稳中的作用。     

法律的社会控制指导下社会治理模式探析——以新疆社会综合治理为例简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逐渐演变为调整社会关系最有力的手段.社会控制存在三个子系统：控制决策机构、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着顺馈和反馈的信息传递关系.新疆社会综合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法律的社会控制应由外在社会控制向内在社会控制即心理控制转变,转变的关键是塑造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感.构建法律社会控制模型,将其运用于新疆社会的综合治理,为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的实现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     

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需要“顶层设计”

社会保险法并没有解决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保方面的种种乱象,社保待遇被分为四等：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我们需要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无差别的＂顶层设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政策相互衔接与兼容,以构建责任明确,监管严密,法律救济及时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制化格局。     

社会暴力的边缘触发——兼论转型中国的治理理性

社会暴力的频发显示了治理确定性的艰难。由于国家结构的稳定性与社会结构弥散性的紧张,中国社会暴力的发生往往出现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社会自我生长受到政府秩序遏制之后,社会生长往往以集体暴力的形式来回避社会理性,而政府在失去理性的社会面前则可能以暴力治理进行秩序控制。因此转型中国的社会暴力的消除应该是多重理性的回归,在对双重暴力的反思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理性转型。     

着力提高“四个能力” 致力构建“和谐社会”

公安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门。公安机关在构建地方和谐社会中的主要途径选择是: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水平;提高公安机关正规化建设水平。     

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

社会分层有准,我们能够确定军人在我国社会分层中的基本位置.从军人应有的地位来看,军人对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军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军事劳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军人应当获得较高的"报酬".从军人在我国社会分层中的现实地位来看,在经济方面,军人处于社会分层的中间层次;在政治地位方面,军人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力"较低;在社会评价地位方面,军人在整个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构建社会“安全网”：我国社会政策意欲何为与何以所为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案下，由于我国正在进行着急剧的双重社会转型，这必然使我国置于更为复杂的转型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转型风险社会导致了问题的“井喷”现象，使我国的社会安全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建立起以风险意识为取向的积极社会政策，从而构建起整个社会的“安全网”，维护社会的和谐。     

城乡教育差距的原因分析

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对其原因的诸多思考。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的根源,而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文化认知与氛围、教育政策的制定等,构成了影响城乡教育差距的因素。     

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西部开发问题研究

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的一个明显表征,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认真对待和科学解决的问题。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还易于引发甚至加剧各种矛盾,而且这也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相违背。可以说,地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