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对民事申诉案件新证据的理解

《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新证据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44条将“新的证据”定义为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民事再审诉讼中新证据实务分析

新证据的提出和认定,是近年来民事审判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事再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本文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新的证据”在民事再审诉讼中的实务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新证据的法律界定、特征分析及几种情形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发表了相关见解。     

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新证据不仅决定着一场诉讼的胜负,也决定着一场诉讼在什么时候停下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其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可见只要有足够的新证据,就能够引起再审程序,也能够推翻原审的判决、裁定。那么什么证据是新证据?法院在审理中又依据什么原则来确认?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定却很少,几乎是空白。司法实务中各地的标准也不一致,比较混乱。这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关于再审“新的证据”立案审查标准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人民法院因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而受理的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关于再审新证据的规定相对原则,对已超过6个月申请再审期限的能否立案,各地法院把握尺度不尽统一,成为人民法院再审立案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如果标准过宽,将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既判力,损害被申请人一方的合法利益;标准过于苛刻,则有以程序审查代替实体审理之嫌.     

论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过于概括,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新证据的界定有不同声音。在实务界,法官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了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引起的消极影响、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界定的原因与意义,并对界定民事新证据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发现新证据也可作为民事抗诉理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在界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时，其中第一种情形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而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在界定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条件时，则没有这一规定。有人据此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过程中，若发现新证据，只能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不能以此作为抗诉的理由。笔者认为，对新证据能否作为民行案件抗诉的理由，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此限制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抗诉。 　　目前，在再审环节遇到的新证据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原审未举…     

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所谓民事再审程序是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应尽量维持其稳定性,这是诉讼制度的本质所要求的。由于民事再审程序直接对确定判决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提出挑战,所以各国在启动再审程序时都采取了慎重态度,严格限定再审程序的启动事由,而我国立法则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诉讼政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大致有七种情形:(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     

是应发回重审 还是指令再审

一审法院对某民事案件经审理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没有上诉，判决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提审后，经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笔者认为，上级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若发现原审已生效裁判在实体上确有错误，应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若按上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     

民事检察监督中“新证据”之探

<正>新发现、新形成与新提交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新证据”，主要包括新发现与新形成两种情形，其中又以新发现的情形为主。在较早时，“新证据”只认可新发现的证据。2008年后，“新证据”的范围有所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     

“新的证据”论

三大程序法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三大程序法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三大程序法均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新的证据”条文,即当事人申请再审（或申诉）时,人民法院应予再审的“符合情形”之一。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一;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行政诉讼法虽无“新的证据”的直接规定,但行政诉讼法之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行政诉讼法无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就是三大程序法中涉及“新的证据”部分…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论我国拒证推定规则的完善——还其推定之本来面目

我国《证据规定》第乃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没能够充分体现推定之基本特征，给予法官自由心证的空间过大，阻碍了拒证推定规则本身所具有的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等优势的发挥。《证据规定》第75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应被还以推定之本来面目，并且其本身的运用不应使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发生转移。     

司法鉴定行政与司法视角的边界——民诉证据司法解释鉴定内容的思考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备受司法界关注。其中,涉及司法鉴定的条款达24条之多,笔者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相关内容予以了梳理与比较,揭示了民事证据规定给司法鉴定带来的变化与问题。民事证据规定重点规制了司法鉴定启动、受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诚信承诺、鉴定人权利保障,鉴定人的出庭义务、遵守鉴定时限的义务,以及围绕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方面的规定,以期保障鉴定质量。与此同时,民事证据规定也带来了管理上的边界之争的问题,包括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与法院之间、法院与司法鉴定机构之间,以及法官与鉴定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边界之争与之推,司法鉴定呈现多头管理已见端倪。本研究直面司法鉴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尽早启动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明确虚假鉴定的认定标准,梳理鉴定多头管理乱象等等,希望可以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鉴定结论在海事诉讼中的运用

本文以《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基础 ,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判例 ,分析了鉴定结论的性质和程序启动 ,海事司法实践中认定鉴定结论效力时应当考虑的标准等问题     

证据立法问题笔谈--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

近十年以来,证据立法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研究的热点。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行政证据规定的两个司法解释开始,学者和司法部门就对证据立法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统一证据法》草案、《刑事证据法》草案、《民事证据法》草案以及《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草案陆续面世,各地司法机关的证据性规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针对实践的需要和学界的呼吁,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从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改革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于此,我们约请在证据法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观点．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雇主责任主体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之路径——兼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分别规定，各自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这样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则产生了冲突和矛盾，造成劳动者或者雇员因职务行为致人损害，受害人寻求救济时陷入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的问题。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确定雇主责任时，遵循雇主责任的法理，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注意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体系化协调，将现行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合并规定，统一适用雇主自己责任，排除雇主和雇员共同责任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法官权责的制度改造--基于司法鉴定的视角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是在2017年民事诉讼法、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对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进。由于法官依然主导、甚至控制司法鉴定进程,因此修订后的《民事证据规定》对法官涉及司法鉴定的权力与责任进行了制度改造,主要表现在强化了法官对鉴定程序的实质参与性以及对鉴定人的有效管理与监督。总体来看,在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历史改革脉络中,《民事证据规定》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民事司法过去一贯弱化法官权力与责任的制度改革路径。不过,《民事证据规定》对当事人权利与责任的强化,仍有可能变相弱化法官应当承担的职责;同时《民事证据规定》对鉴定人虚假鉴定、鉴定超期、撤销鉴定意见等诸方面简单、刚性且无救济的单向度制裁模式,极可能被鉴定人视为法院或法官基于自身立场的本位主义立法,并进而驱使鉴定人采取"责任规避型"的反制策略。     

对医疗损害责任相关问题的探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的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这是对我国现有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重要补充。以此就比较集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新法可以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完善我国入世后的法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举证责任、自认及判断证据的标准等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它在审判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价值取向——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

针对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都采取相关措施和方法,以减轻甚至免除患者对医方存在过错以及损害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实行双重证明责任倒置,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中掀起了赞成和反对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交锋,而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基本上废除了对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上,存在着正义与自由的冲突、正义与效益的冲突。正义价值优先,应由医方承担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