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转移论题"谬误

“转移论题”是比较常见的逻辑谬误。其产生的原因或为逃避各种责任,或企图能减轻处理或处罚,或设法为击倒论敌,或对逻辑知识所知不足等,其表现形式有“完全转移”和“部分转移”两种类型,而每种类型之中叉可分为若干种具体情形。“转移论题”谬误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一定的适用范围它就不再是谬误。     

应单独制定我国的非讼程序法

非讼程序是审理非讼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具有监护、确认、许可、证明及预防纠纷的功能.然而,非讼程序在我国的现状是,立法逻辑不严谨、案件范围过于狭窄、与诉讼程序的转换机制不健全以及利用率低,不能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制定单行的非讼程序法符合程序设置的发展规律,并有利于构建科学的立法体例和扩充非讼程序的容量及篇幅.建议单行法应扩大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体系结构采用“总—分”形式,还要特别考虑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转换机制、非讼程序的救济机制等问题.     

论假言判断中的两个谬误

尽管前人对假言判断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但仍存在疏忽。首先,定义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其次,把“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当作是假言判断的第三种形式,也不正确。     

“无讼”的理念及其现代诠释

“无讼”的观念在传统中国为伦理思想、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所支撑，而从其目的论上讲则在于追求社会和谐与中道，但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诉讼；“无讼”与中道精神相契合，但要达到“无讼”的境界实非易事，而必须仰赖于实践智慧；“无讼”表明了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今天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就可以忽略“无讼”的现代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珍视“无讼”这一传统法治资源。     

以“重讼”思维求“少讼”境界

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政治构架，农耕自给为经济基础，儒、道思想竞逐交融的数千年中华文明，常以“无为”、“无欲”、“不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作为共同愿景与追求，于是自然衍生出“厌讼”、“轻讼”、“无讼”的社会观念。     

孔子“无讼”思想对我国司法的启 示简

孔子“无讼”思想的本意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积极地预防诉讼；当诉讼已然发生之后，重视诉讼，公正地审判案件以化解社会矛盾。准确地解析孔子的“无讼”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贫困概念"元内核"的演进逻辑、认识误区与未来反思

"贫困"概念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从"行而无资"、"居而无食"等 日常生活窘迫逐渐引申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困顿;既涉及"至无"(即绝对贫困),也关涉"少有"(即相对贫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后被无限放大,多种要素杂糅并与贫困捆绑,引致对贫困的本元性要义及致贫原因与衍生后果模糊、贫困与能力剥夺等相关概念混淆、贫困的分析层次不清等问题,以"贫困"之名展开的研究也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必须注重辩明贫困的元内核,捋顺其分析层次、明确其度量指标,关照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突出相对贫困和相对之绝对贫困,为新时代新起点上的减贫工作提供严谨科学的理论支撑.     

国有资产收益分配改革的宪法学思考

随着国有资产收益的日渐膨胀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如何分配国有资产收益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如果认真分析当前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就会发现,无论是国有资产收益分享的“全民狂欢式”,还是国有企业的“独享式”,都不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解决国有资产收益分配的问题不仅关涉到政府与国企间关系的定位和改革,而且还关涉到央地间财政关系的重塑.     

论我国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现代转型

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和法治现代化的纵深发展,要求我国民事纠纷解决领域的非讼解纷机制也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非讼解纷机制的逻辑前提,首先应当认清我国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发展现状,并论证现代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指标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寻找我国传统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差距,并以现代非讼解纷机制的指标性特征为参照系,从理念和制度建构两个层面推动我国传统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机制的现代转型。     

"厌讼"思想考辨——兼论对当今乡村纠纷解决的现实意义

古代的厌讼思想,多源于制度层面的欠缺.司法行政合一而导致审判效率低下.因此,厌讼思想大多存在于各代统治阶层,普通民众不仅不厌讼,反而有健讼的倾向.正确认识厌讼的本质及其根源,对今天农村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和谐社会要求各级审判机关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并利用诉讼,既不能以纠缠细故为刁顽.也不宜一味鼓励诉讼,同时完善非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功能.     

论意思表示错误中的“性质错误”

私法自治强调的是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发生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法律行为就是实现私法自治的最佳手段。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完整、无瑕疵，便成为私法自治的重要因素。但是，法律如何在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的矛盾中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性质错误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机错误，在法律的价值判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医学目的：“该然”抑或“适然”?

作为"目的"的医学目的是一个"该然"的命题。医学由传统向现代的一路高歌猛进使医学目的的调整成为"必然"。医学目的重构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回复理性努力在医学科学实践之"实然"与医学目的之"该然"之间寻求一个"适然"的平衡点的过程。一旦这个关节点确定下来,"适然"将成为新的"该然",直到"实然"再推动新一轮的"适然"革命。"该然"——"适然"——新的"该然"构成医学目的发展的逻辑。     

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

议行合一制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之一,有其学理上的合逻辑之处。中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基本符合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所论述的议行合一制。这一制度固有的弊端以及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我们: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已是大势所趋。     

“乡村政治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当政治学“遭遇”乡村问题及之后

＂乡村政治研究＂发端于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不期然＂遭遇＂,同时成长、演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特定社会、政治时空场域中,并在时局变迁中走向日益紧密的互构与融合,最终成为一块可供学者在其中施展拳脚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相遇＂并＂联姻＂的过程,充满着从＂高昂＂到＂沉潜＂的震荡甚至创伤,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转型,也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成果。通过这段政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的学术发生、发展之历史的考察,可使我们对中国政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特定生长逻辑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社会之＂根＂提供些许线索。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当代启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我们身边的经验和事实。＂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马克思得以在更加宽广的视域中审视分工进而开启其世界历史话语,而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也因分工的介入而向我们敞开了。＂实行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并确立了世界历史的资本主导逻辑。分裂是分工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性＂后果,合作是分工发展的＂全球化＂效应,人的解放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对"齐玉苓案"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一案的批复涉及到对宪法第46条的解释,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齐玉苓一案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不必用宪法去解决一个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该案件的性质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宪法诉讼。尽管如此,齐玉苓一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对推进中国宪政体制改革仍然有积极意义。     

“能动生存人”：教学管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方法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和逻辑起点.教学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使普通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不适宜于此,应将教学管理的主客体定位于"能动生存人"这一逻辑起点上,以满足教学管理的特殊要求.将"能动生存人"作为教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应该从对人的生命的深刻体悟出发、从人的生存性出发、从人的能动性出发来实施教学管理.     

从矛盾论到和谐论——胡锦涛和谐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胡锦涛和谐思想是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有关矛盾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逻辑推演，从矛盾到和谐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思路和清晰的历史线索。胡锦涛和谐哲学思想的提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到建设哲学思想的重要变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重大推进。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这一哲学思想将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民事错误制度之形态辨析

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的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真实性的瑕疵,错误作为一种意思表示瑕疵,既涉及表意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保护,又关乎相对方信赖利益的维护。在意思表示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表示错误、传达错误、计算错误等,他们因为符合错误的法定形式皆有可能获得法律救济,而法律错误一般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     

《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理论操纵及其还原

《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损失分担制度,并非公平责任原则的一般条款。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时由当事人分担损失,一般认为其理据在于富人对穷人的社会补偿理论,但这一理论并不必然得出特定的行为人分担受害人损失的结论。另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任何过错令其无辜地自负损失也将有违人们结合成社会的根本目的。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均不应承担损失的情况下,损害的发生实质上处于公共空间,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负担。至于具体的路径,通过社会保障而不是商业保险的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为适当。从长远看,构建意外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是解决侵权法内在价值冲突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