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公众的政府满意向政府信任的转化分析

政府满意是公众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政府信任则是公众确认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合法性的心理体现。经验感知认为,政府只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就能使得公众满意,而只要使得公众满意,自然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巩固和发展政府治理绩效。但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和信任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而公众的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的政府信任,也受到多重变量的制约。本文基于对公众政府满意与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运用三个县的抽样调查数据,确认了公众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变量,验证了这些变量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满意和政治效能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条件意义,并据此阐述了其对于我国政府增强公信力和推进治理变革的启示。     

基于政府信任视角的政府绩效评估创新及STAIR模型的引介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体系将实现符合他们预期结果的一种信心,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构成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绩效是政府在运行过程中自身效率与效能的体现,也是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行动的结果。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利益基础和重要来源。STAIR模型即"战略—目标—指标—执行—结果"模型以战略为导向,探讨如何整合绩效评估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的战略化和系统化,改善政府绩效,提高公众信任度。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正>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被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混合结果,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政府信任关系:价值及其建构

政府信任关系是指公众对政府及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良好政府信任关系对于公共行政良序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降低复杂性的机制,可以通过促进合作去提高行政权力的效力和行政运作的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内涵,它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的意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法治的发展、服务行政新理念的贯彻实施等是一致的。     

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人民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建构与分析工具使用,探讨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一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作为解释变量与政府信任因变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人民获得感的提升可以促进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二是反映人民获得感的三个代表性指标对政府信任解释力的排名依次是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下,以经济绩效、民生绩效与政治绩效的有效实现为基础,通过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不断增进政府信任。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基层政府信任困境与对策思考

基层政府信任可以增强整个政府体系的政治合法性,可以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我国一些基层政府信任陷入一定的困境,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研究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进而提出走出这些困境的有效对策.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衡量政府绩效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地方政府领导和决策的启示

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如何衡量政府治理和行政工作成功与否,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信任范式主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政府绩效,而效率范式则以对结果的测量为中心,认为政府行政管理的质量比其形式更重要,将公共管理者当作政策执行的工具和被动代理人,受到民选领导者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驱使。本文提出,衡量政府绩效的"效率范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层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本文通过最新的应用性学术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地方政府管理者所处的情境必然要求其在价值认定、促生和仲裁环节扮演积极代理人的角色。其次,本文广泛引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解释,论证地方政府采纳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理论必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可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开展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战略,以及激励基于价值的治理、领导和行政方法的战略。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