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合作研究

环境问题已成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机制面临碎片化状况严重,缺乏协同发展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和权威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等困境,这主要是由协同机制法律法规不完善,GDP主导的晋升考核机制和环境治理合作意识薄弱等原因造成的。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发展的研究是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应加强京津冀环境治理合作理念建设,完善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环保机构,制定统一的环保政策,建立和完善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法制体系等,以促进京津冀发展。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行政法治解析

只有充分认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法律属性,才能尊重其统一性、权威性和确定性。落实《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需要解决经济区面临的行政法治问题。实现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法治一体化作保障。需要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制权威,需要建立区域立法的机构和机制,需要清理和调整川渝地方政府原有区域经济规划文件,需要将城乡统筹改革的制度创新成果法治化。努力构建成渝经济区行政立法机制、行政决策机制、行政执法机制。     

地方政府职能与公共财政

地方政府有效地履行政府职能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是地方政府履行政府职能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国地方财政还存在一些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国际惯例不尽适应的问题，制约了地方政府正常地履行其职能。这需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来解决。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决策,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也是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重要探索。     

重塑京津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论坛综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但京津冀作为三个独立的行政区,协同发展仍面临着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格局分散、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强等困境,行政体制分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障碍。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结合三地的产业特点,形成区域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结构。通过对首都功能进行疏解,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突破市场壁垒、行政壁垒和体制壁垒,推动京津冀区域发展从竞争走向合作,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不断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可以加速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五大因素对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制约作用:计划体制影响大;产业结构趋同;行政分割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区域层次的协调机制缺乏;二元经济结构的大量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思路是:建立更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鼓励国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逐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积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法规,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树立服务理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求推进行政区划改革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等问题,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区划是地方国家机构设置的前提条件,也是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创新现行行政区划格局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更是适应并促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一、改革创新行政区划体制的根本动因和背景行政区划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的重要组织形式,对     

焦点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在行动：以协同创新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重要举措。京津冀在协同发展中如何走出认识误区,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协同发展;天津如何在充分发挥港口、制造业、滨海新区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等比较优势,在联动发展、差别化发展、特色发展、共赢发展上狠下功夫？本期“聚焦”就当前这一热门话题,为您进行解读。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京津冀区域总体竞争力不强、产业同构严重、发展失衡,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缓慢。观念的及现行体制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非政府力量的薄弱,使得区域协调发展举步维艰。需要转变观念,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补偿机制以及利益协调保障机制,推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新时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性探索

新时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应科学界定明晰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划分,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对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还需建立协调、规范、互利的中央与地方新型利益关系,实现双方利益均衡。     

农民政治权益的缺失及保障

农民政治权益的缺失主要表现为政治决策权的缺失、政治参与权的缺失、政治利益表达权的缺失等,其根源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憾、组织程度太低、利益表达受诸多局限、拥有的政治资源太少以及基层公权力的恣意扩张。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中的作用谈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邓小平对苏联经济模式逐步认识和逐步否定的过程。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认识苏联模式;八十年代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突破和否定;直至九十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几个阶段,也是一个由“破”到“立”的过程。     

关于“权力是负担还是乐趣”的思考

权力观的正确与否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端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意义重大。而要端正权力观,首先要弄清楚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负担”还是“乐趣”。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本质的“人民性”、权力的责任性以及权力与能力的紧密联系性,决定了权力的主体要甘于付出,勇于担责,善于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     

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及其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终生致力于阐发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维也纳学派最著名的口号是"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产生,洪谦认为有复杂的认识论原因。在认识和体验之间,在归纳思维过程中,在直觉思维过程中,都存在着产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洪谦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信息技术与新型企业组织结构发展趋势和模式建构

信息技术改变着全球商务环境,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在新的商务环境中变化着。打破企业组织结构一体化;推倒企业的外墙,通过企业“结构模糊化”和“虚拟整合”来寻求效益;压缩技术,强化技术与企业组织结构的相互融合;适应变革,提高企业组织结构重组与再造的能力,成为组织模式变革的主要趋势。而流程再造、层次压缩、结构重组则成为建构企业组织结构新模式。     

成都城市(镇)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概述了成都城市(镇)化进程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深化制度改革、发展非农产业、集聚经济实力、稳步推进城市(镇)化提出了对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中小企业的问题是各国都普遍关注的世界性问题。中小企业户数众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由于规模小,又是市场竞争的弱者。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正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保护公平竞争,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柱石,更是产业组织结构得以合理化的微观基础。     

农户法律主体地位的历史探源和规范思考

在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农村承包经营户是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主体,这种中国特色既源于几千年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源于当代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个体农户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并进行规范分析,充分证明应该将农户纳入民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中,避免将其视为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对中国民事法律主体制度的构建具有特殊的意义。     

宁夏第三产业量化分析及发展思路和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其仍处于靠扩大投入这种粗放方式来促进增长的阶段,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尚处于中低级层次,升级滞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居于相对优势,知识构成较低,科技创新不足。因此,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从宁夏的实际出发,继续鼓励第三产业的外延扩张,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展教育和高科技产业以及特色旅游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