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

基于对政治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分析,本文认为,近年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转型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在全球化外部风险与国内城乡发展失衡的双重压力下,形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要求。经济利益结构的改革压力,形成对"碎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动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推动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契机。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保留"碎片化"格局的改良方案,但代表新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倾向于政治改革,要求建构由其主导的"层级式"政治权力结构。他信派系得益于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合,在"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大循环调整过程中占据优势;既得利益集团得益于国王权威的支持,在"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传统"小循环调整过程中掌握主动。双方在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相互制衡,从而使得泰国的政治秩序迟迟未能重建。     

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平行国家"的视角

作为泰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深刻反映了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朱拉隆功改革的成果,枢密院有助于君主加强集权,从而推动泰国的国家建设.泰国民主政治进程启动后,经过普密蓬国王及前枢密院主席炳· 廷素拉暖数十年的经营,枢密院逐渐成为国王汇聚政治资源的场所.国王通过枢密院成员的社会网络缔造了其与军队、司法机构的政治联盟,形成与民选政府相对的"平行国家",但民选的他信或亲他信政府凭借选票所代表的民意支持,冲击了"平行国家"相对于民选政府所具有的权力优势.作为"平行国家"的枢纽,枢密院通过传递信号、为政变背书及支持非民选政府组建等方式来维护"平行国家"的权威及利益.     

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自2005年以来,泰国政治风波不断,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无论是他信派还是反他信派势力执政,政府都面临着来自民间力量的强大压力.本文对社会运动的概念作了初步探讨,并且确定了泰国半自主、半宪政的国家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分析维度考察近三年来泰国社会运动多发和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动因分析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华人是较早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较早完成了对居住国政治认同的转变、较早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族群,而这一切都与泰国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长期以来泰国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温和同化政策不无因果关系的.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论述.     

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与美国的其他东亚盟国相比,泰国对华政治安全政策明显较为温和。本文认为,推动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根本因素在于危机之后泰国不断强化其经济优先的国内战略。为了落实这一发展战略,与中国没有直接安全矛盾的泰国,乐于采取温和的政治安全政策以强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为其落实经济优先战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泰国处于危难之际及时提供援助对于泰国温和政策的形成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泰国的经验表明,与中国没有战略矛盾并不足以保证周边国家采取温和政策,以积极应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崛起。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因注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而在政治安全上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实践非常特殊,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有必要尽早实现东亚地区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协调一致,并针对东亚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威胁的不同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安全政策,以有效缓解在周边外交中遭遇的崛起困境。     

论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期间,在泰美关系演变和泰国自身安全利益需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敌视到合作、从合作到结盟两个阶段.冷战后,在国际政治格局大调整和大变动的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较冷战时期虽有所下降,但泰国在一定程度上仍支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对华奉行谨慎和务实的"调适性"政策,中泰从战略伙伴发展为经济伙伴.     

缅甸与泰国的重要跨国民族——克伦人

克伦人是缅甸与泰国最重要的跨国民族之一.本文就缅泰克伦人跨国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克伦人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泰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

冷战结束后,中南半岛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中南半岛的核心国家,泰国认为必须在新形势下强化其与邻国间的经济联系,以调和国内的区域发展.通过偏远地区工业区和边境经济特区的设置,再结合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推动,泰国正逐步发挥其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中介角色.     

1976年泰国大规模流血军事政变的 前因后果与其一项见证

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 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 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 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 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 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21世纪初泰国军人集团政治回归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21世纪初,泰国军方在国家发展模式变革过程中先后两次发动政变,重返权力核心.本文认为,促成泰国军人集团政治回归的主要动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他信”共识,保守阵营复兴传统政治秩序的需要,以及社会民众对安定、和谐与发展的诉求.军人集团掌权后,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重塑传统意识形态、压制反对力量等方式,试图恢复传统政治秩序下的寡头权力结构.从目前看,泰国政治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复苏进程.除非巴育政府能利用外部资源有效破解存量改革难题,否则新一轮的政治冲突与权力博弈很可能再次发生.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

冷战期间,泰国在军人集团主导下先后进行了两次发展模式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泰国再次进行发展模式变革,但是,照搬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全面自由化道路"发展模式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引发危机。进入21世纪,泰国新资本集团在农民群体支持下推动新一轮发展模式变革,结果在存量改革困境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2014年,泰国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强行接管改革主导权。从目前来看,泰国要构建稳定、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首先完善协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中泰战略合作契机形成兼顾各方利益集团的发展共识。     

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从"西式民主"折返到"泰式民主"。2014年政变后的党禁,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短期来看,保守阵营依托2017年宪法复辟以非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试图在"还政于民"后延续权力主导地位;但中长期来看,随着保守阵营衰落,泰国政党政治将在新兴力量推动下再次转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     

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过程、条件与前景

本文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框架,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进行探讨。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依附式"、"协商式"和"对等式"结构,并正在转向"一体式"结构。商人群体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结构性经济利益诉求;商人群体在政治权力竞争中胜出的核心保证是雄厚的资金支持,关键策略是依托新兴利益集团突破既有的权力结构。从短期来看,泰国保革之争还将持续,政商关系难以顺利实现从"对等式"到"一体式"的转型;从中期来看,新资本集团有可能建构稳定的"政商一体"结构,以适应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从长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成功,政商关系可能回归"对等式"或"协商式"结构。     

再论泰国的社会结构变化、精英选择与政治发展

泰国独特的社会意识结构决定了泰国政治发展的特色.泰国独特的社会意识结构包括主-仆关系结构与德行信仰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物质化倾向,这一点为理解泰国政坛的频繁变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也提供了预期泰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思路.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

本文批判地总结了20世纪中期以来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泰国政治研究的三大视角:国家政治制度、地方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权威与文化观念.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研究者囿于东方主义视角,试图用西方的政治概念规范泰国的历史与现实,剥离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所得出的一系列否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于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只有承认各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被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超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做出符合其本来趋势的总体判断.     

泰国南部"4·28"事件的成因及其影响

2004年4月,发生在泰国南部的"4·28"暴乱事件是50年来泰南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流血事件.此次事件的产生原因错综复杂,它将对泰国政治和社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豪斯霍费尔对日本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影响

由于豪斯霍费尔将日本作为其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范例,并且在其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中,日本被视为东亚"泛区"的领导,因而,其地缘政治理论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继承了豪斯霍费尔地缘政治理论中"生存空间"、"自给自足"及"泛区"论等核心思想,同时融入日本传统宗教哲学及文化思想,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并形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日本传统地缘政治学最终成为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     

编者的话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在各国政府所开出的"药方"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尤其引人关注.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所刊发的两篇文章,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赵可金和郎昆着重以外部性理论加以探讨,深入分析了该部署对于化解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推动经济外交转型,实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入认识这一重大的理论性和战略性课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学界的研究也从具体的问题领域转向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从多角度探讨"一带一路"的制度内涵与制度构建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陈伟光注意到目前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属性认知与学术定位尚较为分散的现象,试图以制度视角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属性与创新、制度层次与制度关系、制度绩效与评价等问题.希望该文在推动"一带一路"研究理论化不断深入的同时,能够对相关实践起到理论指引的作用.     

转型时期泰国政治力量的结构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治力量结构呈现出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局面.作为国家政治结构的主要力量,官僚阶层、军队与政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三角关系.在泰国的政治结构中,官僚阶层是基本的和不变的常量,军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干预变量角色,而政党是一种集合性变量.本文通过分析泰国三大政治力量的结构及相互关系,推演出泰国现当代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规律.     

日本在泰国软实力构建的关键性因素分析

日本与泰国拥有某些相似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对泰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进行长期细致的研究分析后,日本把握了泰国的社会及文化特征,抓住了在泰国构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因素,巧妙地进行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构建,有力地支持了其商业行为,最终在泰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研究日本在泰国软实力的构建过程,分析其中巧实力的运用,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进行软实力的构建及市场开拓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