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国军人干政看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危机

军事政变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是一种政治行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泰国军事政变的分析,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原理.本文认为,政变的发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和政治制度因素,其中政治参与的无序化与领导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是引发军事政变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军人干政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军人干政已经不适应甚至危害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从调整社会结构、扩大政治参与和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等三个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     

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从"西式民主"折返到"泰式民主"。2014年政变后的党禁,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短期来看,保守阵营依托2017年宪法复辟以非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试图在"还政于民"后延续权力主导地位;但中长期来看,随着保守阵营衰落,泰国政党政治将在新兴力量推动下再次转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     

论泰国政治转型对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影响

自1932年立宪革命至今,泰国的政治转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1932—1957年的民主建立时期,1973—1988年的民主扩大时期,1992—2014年的大众民主时期。在政治转型进程中,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大体经历了"产生—恶化—缓解—复燃"的演变过程。政治转型在其中扮演了较为负面的角色。其内在逻辑是:一是政治转型形成了政治多元化的竞争环境,不同的民主诉求与差异化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导致主体民族的控制型民主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二是恶性竞争加剧民族矛盾,会使不稳定的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三是泰国的政治转型呈现出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危机,泰国政府无法在和平有序的政治环境下有效治理民族分离。2019年,泰国举行了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的首次全国大选,开启了新一轮政治转型。如何避免此次转型对泰南和平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是目前摆在新民选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没有答案的提问——泰国政变的深层次分析

译者按 2006年9月19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目前所见分析文章大都只讲现象,见解肤浅.如何从更高更深的层次看待这次政变,深入了解泰国社会和历史,是翻译本文的目的.本文作者匿惕·姚西翁(Nithi Yaosriwong)是泰国著名学者,该文章发表于泰国曼谷泰文民意报Matichon 2006年12月25日第6版专栏.     

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自2005年以来,泰国政治风波不断,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无论是他信派还是反他信派势力执政,政府都面临着来自民间力量的强大压力.本文对社会运动的概念作了初步探讨,并且确定了泰国半自主、半宪政的国家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分析维度考察近三年来泰国社会运动多发和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泰国国王宪政地位的流变

泰国宪政始于1932年的六月革命,泰国国王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宪政历程中扮演了多种角色.泰王在宪政中的作用大致可分为宪政附属者、宪政影响者和宪政幕后操纵者三种前后相继的角色,泰王角色的流变是泰国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使然.     

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

通过"二月政变"率先实现颠覆型民主化,是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转型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未能形成体制内改革派集团,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势力平衡急速地倾向于后者,在野党缺乏动员大众并使政府让步的能力.军队的反叛和教会的介入是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使得菲律宾颠覆型民主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

冷战期间,泰国在军人集团主导下先后进行了两次发展模式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泰国再次进行发展模式变革,但是,照搬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全面自由化道路"发展模式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引发危机。进入21世纪,泰国新资本集团在农民群体支持下推动新一轮发展模式变革,结果在存量改革困境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2014年,泰国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强行接管改革主导权。从目前来看,泰国要构建稳定、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首先完善协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中泰战略合作契机形成兼顾各方利益集团的发展共识。     

功能异化的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

1960年制定的<内部安全法>在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该法原本是马来西亚政府打击马来亚共产党等左派势力的重要手段,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功能发生严重异化,逐渐成为政府与当权者打击体制内反对派乃至执政党巫统内部不同势力及社会民权运动人士、控制新闻媒体的法律借口.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政府滥用该法引起许多政党、社会团体特别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国际社会对此也给予高度关注.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废除该法的浪潮日趋高涨.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之际,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出现了新的政治复兴之势。在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面,它们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提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主张重新民族国家化,同时寻求建立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欧洲联盟。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从多重意义上影响了欧洲民主政治,使文化价值认同成为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维度。     

试析泰国政治动荡的周期性

泰国是世界上政治动荡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形式表现为,一是频繁地制定和废除宪法;二是频繁的军人政变;三是频繁的内阁更迭;四是频发的街头运动.泰国这种政治动荡具有特别明显的周期性,至今,至少已经历了五个周期的循环.本文将集中考察泰国自1932年以来的政治动荡的周期性变化,然后对这种周期性政治动荡作一深入的原因分析.     

“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

近年来,德国全民政党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以及建制派小党的选票不断增多,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本文以分析德国选民群体为出发点,引入德语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概念,描述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基本特征,观察近年来德国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党偏好变化;以2017年德国大选为例,从"政治环境"视角探析德国选择党崛起、全民党式微的原因。一方面,观察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联邦州势力倍增与选民的经济、就业和教育背景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分歧对全民政党内部矛盾的影响。     

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激进化——基于匈牙利青民盟的案例分析

提起民粹主义政党,学界的印象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地位几乎始终处于"局外人"的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发地突出和引人注目。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民粹主义兴起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势力的勃兴主要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以建制派挑战者身份踏入政治舞台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无法长久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尤其是成为执政党联盟一员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主要前景无非就是:坚持自身的挑战者立场,进而损失选票和实际支持率,最终黯然出局;或者是被主流政党的立场同化,使自身的实际立场和政策主张逐步趋近于建制派势力,软化自身的民粹主义立场。然而,通过对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持续执政至今的青民盟(FIDESZ)的分析,可以发现,类似青民盟这样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没有放弃自身的激进立场,反而提升了在大选中的支持率。将"人民与他者"的二分对立进行外化,是民粹主义政党保持自身立场和执政地位的有效战略。     

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的俄罗斯政党基本态势

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对政党法和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俄罗斯政党体制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政党数量减少。"统一俄罗斯"党、新组建的"公正俄罗斯"党、俄共和"自由民主党"最有可能进入第五届国家杜马。右翼自由主义政党四分五裂,但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上仍有相当影响。俄罗斯政党体制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将在"主权民主"的框架内建立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体制。     

泰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学分析--结构变化、精英选择与政治发展

1932年以来,泰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人们理解其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长时间的以小农主导地位、以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为泰国军人统治提供了基础.而工商集团的逐渐崛起及其对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消解了军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大了军人统治的成本,推动着军人统治逐渐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成为泰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泰国精英对民主价值的选择和坚定追求则成为泰国社会结构变化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换枢纽,直接推动了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韩国政治的改革与课题

自解放到今天,可以说韩国政治比过去任何历史性变革都遇到更多的曲折和挫折。解放以后左翼和右翼的对立、外部势力造成的南北分断、“六·二五”战争、“四·一九”起义、“五·一六”军事政变、维新体制、缅甸事件、1980年汉城之春、光州民主化运动、“六·二九”宣言,等等,一系列民主与反民主的较量接连不断。这就是韩国政治的昨天。尤其是“五·一六”以来,在单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的32年时间里,以军事权威体制压制市民,给     

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平行国家"的视角

作为泰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枢密院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深刻反映了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朱拉隆功改革的成果,枢密院有助于君主加强集权,从而推动泰国的国家建设.泰国民主政治进程启动后,经过普密蓬国王及前枢密院主席炳· 廷素拉暖数十年的经营,枢密院逐渐成为国王汇聚政治资源的场所.国王通过枢密院成员的社会网络缔造了其与军队、司法机构的政治联盟,形成与民选政府相对的"平行国家",但民选的他信或亲他信政府凭借选票所代表的民意支持,冲击了"平行国家"相对于民选政府所具有的权力优势.作为"平行国家"的枢纽,枢密院通过传递信号、为政变背书及支持非民选政府组建等方式来维护"平行国家"的权威及利益.     

政党的素质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泰国政党的历史与现状看其民主政治的前景

泰国的政党曾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的状态,政党自身又存在着如无长远规划、聚散无常、无明确纲领、无有效的基层组织、党内关系完全是庇护关系、无法吸引一流人才等弊病,使得泰国的政党至今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政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处于为一党私利而争斗的恶性循环状态,在执政中必然是"政党行为大于政府行为".政党的这种素质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泰国民主的前景:军权、法制、金钱与政党

2007年8月19日,泰国新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全民公投,这是继泰国军方去年发动政变以来泰国民主进程重要的一步.宪法草案通过后,泰国政治局势逐步明朗,大选也将于年底举行.但是,回顾近一年来泰国民主政治的种种怪现象,泰国民主未来的发展走向不容乐观.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