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和解初探

行政执法和解是区别于行政复议和解、行政诉讼和解、行政调解、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议价"的一种行政活动。从国内外实践来看,行政执法和解已经应用于反垄断法、证券法、环境法、税法和专利法等领域。行政执法和解以拟作出的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解当事人的互相让步以及应当具备的合法性为适用条件。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建构则包括程序设计、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和解的救济三个方面。     

行政执法中的协商与和解

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与和解从而实现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既是顺应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主体能否灵活应变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满足不同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关键。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方式,协商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程序;作为当事人预防、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行政执法中的和解主要体现在和解契约与执行和解两个方面。     

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和解中的导入研究

《行政强制法》第42条所规定的“执行协议”制度，为行政执法适用和解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该制度规定比较粗疏，导致执法和解实践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不明、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面临困境。当下，企业合规的理念和模式，为执法和解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合规理论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可予以暂缓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其前提条件是，企业与执法机关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并严格执行，合规整改期满考核合格。很显然，将该理念导入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和发展前景：意味着对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机关可以与其达成以合规整改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作出减免处罚等处理。此举将为执法和解制度注入活力，使其在理念、目的、机制和功能的实现上，更具正当性、合理性、效率性和时代性，并促使其核心目标、制度定位、执法效能等发生有益转变，从而塑造出更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并融入未来的“行政基本法”。     

论行政执法和解的风险控制——以反垄断法等特殊执法领域为视角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价值与风险的共存体。风险控制是世界各国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时都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已存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情况,但在法律上只有《反垄断法》有简略规定,而且只注重了赋予行政机关可以和解的职权,倡导行政机关在和解程序适用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少对行政执法和解潜在的风险作出评估和控制。设置程序对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从行政执法和解适用阶段来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控制风险。第一,"先决程序"控制。在拟适用阶段,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寻租公权力或者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追求执法简便而简单执法,泛化和解适用,规定以行政机关穷尽职权调查不能掌握充足证据为标准。第二,"操作程序"控制。在决定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使行政执法和解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操作程序过程透明化,并赋予法院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第三,"后续程序"控制。在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为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和解协议在履行中发生偏差,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设置程序保障。     

行政执法责任制 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应当立足于社会主 义法治和依法行政的大背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首先要建立 基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在建立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创建 的行政法律制度。它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关 于行政执法自律、制约、激励、监督、评价、执法责任及其责任追 究的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以法定的行政管理职权为基础,既 行使权利,又承担责任;既履行职责,又受到约束、监督。推行和 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符合依法行政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本要求。行政执法责任制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 表现在如下方面:     

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及其边界

妥善解决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之争，是建立统一、权威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内在要求。总结我国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实践，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兼具“自制性”与“规范性”双重特征，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行政自制规则，故在行政系统内部具备当然的拘束力。但在抵触立法、有损个案正义的情形下，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背离或变通适用。受行政规则外部化的影响，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在行政系统外部也会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但这种效果仅是一种间接的司法适用，并不能直接对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产生拘束力。因此，构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不能简单以“应当参考”“应当参照”等表述概而论之，而是要诉诸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明确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内部拘束力与外部拘束效果的实现方式、作用边界，从而提升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的科学性。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传统理论认为和解制度不适用行政诉讼领域,我国目前也没有行政和解制度的正式立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行政诉讼通过变相和解解决。本文在认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解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与我国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我国可以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之内在制度构建探析

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内在制度构建是指其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所应当包含的内在因素,它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之内在制度构建的主要路径在于:在范围上,必须明确与拓展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适用的范围以及规定适用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例外情形;在内容上,应当包括辩解权、质证权以及反驳权;在形式上,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行使存在直接形式与间接形式、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在效力上,行政主体必须按抗辩笔录作出决定、必须采纳合法或正当的方式抗辩以及对抗辩不能加重处罚。     

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解是不同于判决和撤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与法治原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并能够促使新的行政活动方式产生。在中国语境之下,未来《行政诉讼法》应建立和解而非调解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之我见

在当今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行政执法作为行政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行政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行政执法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执法体制的完善。而现今,行政执法体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影响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行政执法作用的发挥也受到影响。针对这种现状,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已成为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十分必要而紧迫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述。     

反垄断执法和解中的利益平衡

允许执法者与企业就垄断行为达成和解,是现代反垄断执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执法和解反映了企业自治在现代反垄断法上地位的提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传统执法方式的不足,大大节约执法资源从而促进效率,却易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也可能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照顾不足;因此,在以和解程序处置垄断案件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并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维护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美国环境执法和解制度探究

《超级基金法》(Superfund Act)是美国第一部明确授予行政机关执法和解权的联邦法律,执法和解制度能够促使潜在责任方积极、自愿达成协议,高效完成环境清理工作。行政和解协议主要有两类:以行政为主导的合意行政裁决(Administrative Order on Consent)与行政协议,以及需提交法院审查后才可达成的同意令(Consent Decree)。当前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传统的高权行政行为往往在个案中陷入执法困境,环境保护作为美国执法和解制度适用最广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特别是限制行政和解范围、建立司法审查程序以及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等经验可资中国参考借鉴。     

执行和解的合同效力探析——以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为视角

执行和解的效力直接决定执行和解的运行,民事诉讼法未对执行和解效力进行界分,应否赋予执行和解以强制执行力学界未有定论。通过对执行和解性质的界分,执行和解性质为不可诉的私法行为,执行和解的效力应当具有不可诉的合同效力,故其不应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Varieties of Reconcilia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from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nceptual rigor in designing, administering,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rawing on this new conceptualis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uch talked about notion of "reconciliation." In an effort at structuring a useful debate on possible departures from historic injustice, the article formulates a systematized concept of reconciliation based on the multitude of meanings contain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distinguishes varieties of reconciliation, organizing these varieties into types and subtyp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most varieties of reconciliation emanate from the same root concept, the various outer layers of meaning do not overlap. This hampers not only our understanding of reconciliation, but its promo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well. In response to this methodological malaise, the article prescribes friendly amendments—conceptual modifications and refinements designed to increase measurement validation of reconciliation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     

刑事和解博弈的均衡性分析

在国家既定的法律体制框架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博弈,他们理性地作出自己的策略选择。从动态角度运用博弈理论分析被害人与犯罪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策略空间及理性选择,进而得出刑事和解博弈的均衡性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达成的和谐状态。     

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分析

税务和解现象之出现,缘于税务确认、税务处罚和税务诉讼过程中特定法律事实之缺失,其具有普遍性;税务事实之复杂性和税务实践之限制性的客观矛盾构成了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基础;协商民主论、税收债法论以及既有执法领域的和解操作分别为税务和解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税务和解的制度化可以消弭这一现象本身的异化倾向,从而实现税务和解在我国的正当化。     

基层法院的执行生态与非均衡执行

执行生态是指法院执行活动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主要包括组织纵向生态、横向生态组成的法院内生态,以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组成的法院外生态。对基层法院的调研表明,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来自法院外生态的压力过大,这些压力包括政治生态的治理压力、经济生态的救济压力和社会生态的互动压力,而法院内部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些压力。执行生态的过重压力催生出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与偏好,导致法院一方面通过终结本次执行及执行和解来规避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周期性启动运动式执行来缓解压力。非均衡执行策略容易诱发执行不规范现象,有损执行权威。要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需要改善执行生态,弱化法院对非均衡执行策略的需求,其中的关键是要建构社会场景下的执行权威,实现良性的执行生态与能动的均衡执行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