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罪恶与悲剧的舞蹈

复仇罪恶与悲剧的舞蹈孙一农复仇。是一种古老的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极端方式。它往往带有极强的毁灭性，即使对复仇者自身而言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复仇曾经作为一种与邪恶抗争的悲剧性正义之事，为文人墨客所称颂传扬，或沸沸扬扬于茶楼酒肆，或大锣大鼓...     

复仇与法律

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尽管复仇已经在当今社会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感动着今日的受众。从西方古希腊的《安提戈涅》、《赫库帕》,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近代名篇《基督山伯爵》,都牵涉到复仇这一经典题材。而在东方的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似乎都发生在先秦时代,著名的如伍员鞭尸、卧薪尝胆、荆轲刺秦以及本文用以示例的"赵氏孤儿"。时至今日,中国两部享有盛名的芭     

原始心态与先秦复仇文学

复仇是人类天性所转化的永恒情愫之一。历久长存的深在情结乃是原始氏族复仇积留而成。有限的史料决定了在本文题目下探讨复仇只能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主。此时建构的中国复仇文化、文学主题及相关的思维方式,给予后世以不可低估的原型辐射作用。由于这时文学尚未脱离经史而独立,本文只能从史书、子书里找出复仇文学因子,从中发现原始心态基因。尽管尚有许多现实复仇的     

中西复仇文学的法伦理解读

复仇是法律产生的社会性因素之一。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法权意识和法理观念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复仇文学中对复仇的价值评判,基本上是站在儒家主流文化中对“礼”的尊奉和赞扬的立场上,强调的是复仇者伦理义务的实现。从法伦理学的角度对复仇文化的传承和嬗变提出解说,有利于对复仇文学作品的社会文本构成作出法理上的解析。     

一宗复仇案引发的礼法之争

唐武则天当政时期,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发生了一起复仇案。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圭县县尉赵师韫枉法杀害。后赵师韫升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改名,在驿站充当仆役,伺机复仇。后来,徐发现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便趁机杀死了他,随后投案自首。这是一起典型的血亲复仇案。中国古代的官员最怕审理这样的案子,原因就在于这类案件牵涉到礼与法的冲突：若从儒家＂礼＂的精神出发,为父报仇是一种大孝,应予奖励;可擅自杀人是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非但不能鼓励,反而要严厉打击。     

大学校园网络 出现复仇歪风

校园网络的出现，为学生们获得资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由于其广泛的传播性，校园网络也成为威力很大的犯罪工具。在台湾，大学生们利用网络贩卖性药、兜售淫秽影碟和尝试“一夜性”等话题时有可闻。最近，校园里又出现了一股网络色情复仇的风潮。在学校两性关系逐渐开...     

从复仇看: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历史演变

我国早期社会,人们普遍通过私力救济解决纠纷、保障权利。先秦时复仇之风盛行,出现了诸如伍子胥掘墓鞭尸、荆柯刺秦王、赵氏孤儿等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先秦儒家对复仇基本上持赞同态度。魏自曹操、曹丕以来明令禁止私力复仇。晋成帝曾发布禁止私力复仇的诏书至南北朝,南梁和北     

法律文化视野下的血亲复仇现象与防治对策——从张扣扣案谈起

血亲复仇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但却因家国文化、儒家孝仁思想、侠义之风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汉唐时期的立法除短暂施行的《轻侮法》外,虽然对血亲复仇严令禁止,但在"以孝治天下"和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政策下,实践中出现了曲法为情和合法悖情两种不同处理方案。以史为鉴,当下应当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司法公开与论证说理,建立被害人心理疏导机制,从而深化公民法治信仰,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从文化根源上防范血亲复仇案件的发生。     

网恋与“复仇”

遭遇情感挫折的外地务工青年孙志清，来津打工多年，好容易积攒了一笔血汗钱之后．又幸福邂逅了一场让他心动的“网恋爱情”．但是很快，他多年积攒的存款不仅被对方温柔地骗走，还被对方传上了难以治愈的性病。面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心情郁闷之下，他扭曲的心理突然萌生出一个罪恶的复仇女人计划。     

“真主”的复仇天使

复仇天使与他的对手 穆克泰塔·阿尔萨德的父亲萨德克曾经是纳杰夫地区什叶派的一名领袖人物,因为多次勇敢地发表政治演说,要求萨达姆给予宗教自由和释放什叶派囚徒,而遭到萨达姆的镇压。1999年初,萨德克带着阿     

复仇

山坡上突兀耸起了七座坟茔。附近的乡亲们说,那是两个家族相互残杀的结果。这些血性男儿的鲜血,终于染红了宗族复仇的血旗。然而,我远远望去,怎么看都像是一双双困惑的眼睛,在张望着他们曾经温馨的家园…… 一 时间可以上溯到1992年。 这个村庄位于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带,离县城很远,也比较偏僻,一千多名村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是一个宁静的傍晚,炊烟在村子里袅袅升起,偶尔还传来一两声悠远的犬吠,没有任何灾难的迹象。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划过寂静的村庄。起初,人们还以为是鞭炮的声音。随之,厮打声、砍杀声以及凄惨的哭…     

不该发生的复仇血案

年仅9岁的儿童惨遭杀害.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判无罪释放。孩子的父亲却自始至终“锁定”他为真凶。屡屡上访无果而终,面对逍遥法外的杀子“凶手”。父亲开始了复仇行动。制造了三死二重伤的惊天大案。同时也将自己送上了不归之路。     

论《水浒传》中涉及的法律正义与文学审查

《水浒传》中描述的林冲冤案使我们看出古代社会实现法律正义之艰难,小说家因此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正义理想。但这种实现正义的途径在现实中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人们对水浒好汉复仇和见义勇为的行为也难以完全苟同,甚至还认为水浒好汉是强盗。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揭示出了法律与文学精神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复仇的哲学——再读鲁迅《铸剑》

"三一八惨案"构成了《铸剑》写作深刻的背景,看似远离现实的游戏笔墨和当时的历史现实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它是鲁迅写作《铸剑》的内在促动力,也影响了小说的表意方式。在《铸剑》中,鲁迅寻找到了宣泄现实苦闷的通道,小说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想象性的完美的复仇。《铸剑》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鲁迅"复仇"的哲学,也体现了鲁迅作品一贯的主题,比如对看客的批判,关于知己的想象等。     

《西斯的复仇》与盗版存在的理由

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三部《西斯的复仇》终于在今夏与观众见面了。有人看了大呼过瘾,也有人看了感觉动作场面精彩可演技平平。但无论怎么说,该片在全球市场上都受到了关注。伴随而来的还有在世界范围内的盗版.甚至是在美国本土的盗版。作者认为全球性的盗版问题有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想象力。     

中国合作性外交及其目的分析——一个历史的视角

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三个时段（封贡体系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外交分析，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古代社会起至今，合作而非对抗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基本选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第二，中国合作性外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统一。本文认为，封贡时期的东亚秩序本身就是正义的，维持秩序就是维持正义，中国在封贡时期的国际合作保证了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通过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追求世界正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与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又通过反霸斗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推动世界正义的实现。     

从西方民主冲击看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

西方民主冲击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模式的确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将其由特定国情决定的民主制度,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对外输出。西方民主冲击的理性启示是,工具理性、形式正义确有其特殊优势,但必须与价值理性、实质正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批判地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角度看,在当前中国民主建设中,依法治国方略作为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与中国民主的价值理性相互结合,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社会”劳动正义的中国逻辑

劳动正义是对劳动活动及其关系的正义性检阅，是共同富裕社会实现的必然要求和价值根基。劳动的前提正义、结果正义和过程正义论证了共同富裕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共同富裕社会思想在马克思劳动正义理论的浸润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实践守正出新，系统回答了百年来党领导中国如何保障社会公平公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更应坚持勤劳创新致富、优化生产关系的前提逻辑，落实维护劳动尊严、实现体面劳动的过程逻辑，保障坚持共享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的结果逻辑。     

中国社会正义缺损问题之思考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义务论基础上的基本道德,正义的具体形式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根据这些概念与判断,认真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关于正义的判断标准以及各种具体正义形式之不足,进而探寻改善社会正义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它由以下内容构成：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概念、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国家正义的实现和国家正义的维持。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在于：第一，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础，但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都存在问题，而且柏拉图夸大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对应性，并忽视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哲学王统治是国家正义和普遍的个人正义实现的关键，但柏拉图没有意识到哲学王统治与国家正义一致的或然性以及哲学王统治本身的内在困难；第三，国家正义和普遍个人正义的维持依赖于公共教育和公有制度，但实际上它们并不能真正维持国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