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愿腐”规范体系的构建

当下,我国腐败治理正面临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愿腐"的深层推进。基于"不愿腐"作为自律和教育机制的生成困难,对其规制的制度构建不能诉求于狭隘的法律体系的范畴,而要寻求外延更为宽泛的软法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向度。应以《反腐败法》的出台为契机来建立统帅"不愿腐"规范体系的制度框架,完善"不愿腐"的软法规范来构建"不愿腐"激励机制,以自由法和民间法的法律化、软法化来发挥道德习惯等对"不愿腐"观念生成的导向和规制作用这三个方面来探索构建我国"不愿腐"规范体系的进路。     

浅析我国反腐配套措施的构建——财产申报制度

腐败是自私的延伸,权力特别是无约束的权力是腐败的催生剂,制度的缺陷是腐败产生的温床。腐败现象不是偶然的,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所以,预防与惩治腐败,也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作,是需要各种相关的配套措施的,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强调的:在对腐败犯罪有效打击的基础上,坚持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的预防战略,提出建立制度性的、机制性的、社会参与的以及运用司法、行政和经济等手段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社会综合预防策略。文章将对我国与反腐有关的配套措施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建议。     

关于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有效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就必须在思想防线、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上不断总结创新,努力构建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三不"长效机制。     

构建贿赂犯罪治理体系路径探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贿赂犯罪作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不仅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直接败坏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进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健全完善贿赂犯罪治理体系,不仅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推进治理     

论反腐倡廉与权力制约

本文从腐败的五种形式说明反腐败的重要性。而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文章从权力制约的理论渊源及其应用来说明权力没有监督制约必将导致腐败，提出了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三道防线和三条原则，以及如何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议。     

依法反腐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要维持对社会的统治,需要依靠掌握一定权力的大批官员,但少数官员又存在着以权谋私,变质为腐败分子的危险。因此,如何与腐败官员作斗争,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严重考验。而依靠法律制度来预防和反对腐败官员,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辨别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否提高,有没有制订和实施惩治、预防腐败官员的法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试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现行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偏低,没有统一的反腐败专项法律、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不强、权限过于分散、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等问题,对此,文章就如何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议。     

意大利反腐败法律的最新发展

以20世纪意大利国内的“净手运动”为代表,意大利政府与民众一直在努力推动反腐畋运动的发展。其中,意大利政府也努力不断完善立法以对腐畋犯罪实施打击。意大利对腐败犯罪的立法完善主要体现麵方面:第一,依据国际公约,修订国内法律,履行公约义务;第二,针对国内腐败犯罪新趋势,不断完善法律规定。     

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

建立反腐倡廉制度的目的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以根治腐败产生土壤,从而尽量预防腐败的产生,以及惩处腐败行为.本文在对制度创新的理论阐述和回顾我党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反腐倡廉制度进行创新.     

制度与文化并举：中国式腐败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双路径模型

制度与文化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防线。为突破腐败治理单一模式的困境，本文尝试构建制度与文化并举的腐败治理双路径模型。这一双路径模型具有“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敢腐”“不能腐”与“不想腐”相结合、“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文化反腐认同不高、供给不足等困境。新时代，将系统观念运用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从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与韧性三方面来实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协同治理、自我革命的双路径模型策略，以期为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     

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

本文提出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并从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从我国国家和法的性质上阐明了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所以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腐败的方法是否正确,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腐败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既然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因“法治”能从根本上预防、限止和杜绝权力的滥用。     

“贪官外逃”现象分析及其社会司法应对——以防控国家和民众被害为视角

"贪官携款外逃"是我国当下经济犯罪与腐败现象的一个新动向."贪官出逃"事关社会的安定,影响着民众的福祉,对公众"违法必究"的朴素理想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打击跨国腐败犯罪这一工作涉及更多的国际合作,但更重要的仍是建立起我国国内的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我们应构建一种全社会参与、各部门配合的整体监控体系.     

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由反腐倡廉若干事物和要素相互联系有机构成的统一整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吉林省惩防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加强惩防体系建设。     

刑事侦查中网络反腐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不断融入到反腐的全球浪潮之中,并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技术支撑的公众反腐力量。但由于普通公众和侦查机关对于腐败的理解有差别,形成了腐败行为与腐败犯罪之分,如何能够将日趋高涨的网络反腐民间力量与检察机关专门反腐机构有效的结合起来就成为亟待处理的难题,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两股力量能实现有效结合,我国反腐斗争将会获得实质性进展。     

对构建行政反腐败机制的思考

腐败的根本是权力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反腐败是当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要采取防范、制约、监督和惩处并举的原则,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法律生态化视角下高校贪腐的预防与治理研究

法律生态化关于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立法倾向上以预防优先的观点对于目前我国高校腐败的预防和治理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不仅是依法治校、教育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极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法治课题。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对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的评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对腐败犯罪实施综合预防战略。《公约》设立专章，对预防腐败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目前，我国尚无预防腐败措施方面的中央级专门立法，但是，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都进行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立法。以《公约》为参照，借鉴国际经验，检视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