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证据立法模式之比较

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证据立法必须率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本文对两大法系的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原则、证据调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分析指出两大法系所属各国在审判组织、法律文化和诉讼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系两种模式之形成原因。     

论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舍和运用刑事非法证据 ,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两大法系中很多国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甚明确 ,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制定配套制度 ,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得到高度关注。不同诉讼模式之下的证明责任,在概念、内涵、性质、功能等方面固然有其共通之处,但是由于其所依托的司法制度、审判组织、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追求不同,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制度亦存在较大差异。重视和研究这些相异之处,从而揭示诉讼模式与证明责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及重要影响,对于深化我国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丰富证据法学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科学鉴定证据的采信

科学鉴定证据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科学鉴定证据专家不是科学的法官,法官裁决也不是科学鉴定证据的翻版。纵观两大法系,其科学鉴定证据制度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警示,如何合理地引进、吸收和构建,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事实问题,也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

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世界著名证据法学者达马斯卡所著的《漂移的证据法》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不乏启发意义。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根源对比——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

近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打击犯罪,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他的社会价值诸如人权、个人隐私权等的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也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纳与否,首先取决于证据材料是否符合一定的规定。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着各自不同的采纳证据材料的根据也即排除规则,而深藏在表面排除规则之下的具体的不同排除规则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法系不同的立法意图、历史渊源以及诉讼制度划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浅论民事推定制度

民事推定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为两大法系国家所青睐。它的设立对于现实的审判实践有重大意义。综观我国现状,其在立法和实践中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民事推定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有必要对我国的推定制度予以完善。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中国物权立法范式之反思

我国物权法应以普通民众为话语对象,故立法用语应通俗而规范;物权立法的启动不应从模式而应从问题出发,故立法应注重调查研究,妥善处理“法的本土化”与“法的借鉴和移植”之间的关系;借鉴与移植物权制度既要全面(即两大法系都有可借鉴之处),又要重点突出(即应基本定位于大陆法系),还要关注俄罗斯物权立法经验。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中俄抵押立法的比较与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与中国《担保法》、《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抵押的立法,在抵押性质和抵押种类上存在差异,同时在抵押登记和抵押客体方面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两国也有明显不同。这些差别促使我们去思考,结论是:一部成熟的现代民法典的特质应该是现实性与前瞻性、承继性与移植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是民法生态化的重要内容。民法基本原则应否生态化涉及民法价值理念问题之认识,而民法基本原则能否生态化涉及民法解释技术探讨问题。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应包括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生态化。绿色环保原则的价值理念与基本精神可以分化到民法原有基本原则中,这样既能保持民法基本原则形式方面的稳定性,也能赋予民法基本原则内容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气质。归纳起来,分散式的、适度性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的最佳表达,司法层面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则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技术路径的最佳概括。     

民法本位研究新构想

有必要对民法本位、价值、原则等,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理论、实定法等层面作一系统研究,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法元理论或民法哲学的体系基础.对民法本位及价值和原则进行各别的和联系的多层面研究,于民法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立法实践上看,编制民法典,当先定好民法的本位及由其决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以之为前提,来架构民法典的体系,定出具体规范.于适法和守法实践来看,了解民法本位及其与民法价值和原则的多层面密切关系,把握民法的宗旨和精神,更能准确执法,自觉地透过民法精神规约民事行为.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多元综合分析研究民法本位及相关问题.质疑一些学者提出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说,认为现代民法本位是带有社会顾虑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亦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虚拟财产的属性和法律规制

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可以纳入民法学上的物权范畴，对虚拟财产可以通过我国的民法、刑法以及制定专门的网络游戏基本法予以保护。     

民法本位探源

民法本位问题系民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者乃同一指称 ,这才是民法本位本源意义上之界定。以往学界对此似有所忽视 ,偶有学者对此撰文 ,但论证肤浅 ,未能抓住问题之本质。民法本位历经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之嬗变 ,古代民法为义务本位 ,近现代民法为权利本位。近代民法为个体化的权利本位 ,现代民法为社会化的权利本位 ,二者为权利本位发展的两个阶段。我国当前私权意识与权利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 ,与此因应 ,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个体化的权利为本位。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