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质危机谈判专家制度设置的必要性及面临问题分析

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增多,使得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人质危机频频出现。为更好的解决人质危机,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我们有必要在警察部门设置犯罪谈判专业人员,即设置和完善谈判专家制度。我们应该看清设置谈判专家制度面临的问题,积极加以研究和探讨,为尽快完善我国的人质危机解决提供更多的方案,从而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     

反劫持谈判用语探讨

反劫制暴谈判离不开语言的使用,谈判语言是实现谈判策略的重要工具,遵循谈判语言运用的原则,注意语言使用诸忌,讲究语言运用的策略和技巧,就可以在人质危机的处理案件中,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为成功处置赢得先机,针对不同劫持者心理,有的放矢,随机而言,明晓法理,唤醒良知,让他们缴械,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实现和平解决危机事件。     

论人质谈判场

人质谈判场包括关系场、环境场和话语场。谈判场中影响和制约人质谈判的因素很多。警方针对每一场人质危机的谈判,都应该做到知彼知己,有的放矢,应通过场上和场下等渠道,多方采集相关信息,并及时、科学分析,正确研判,充分利用其有利面而规避其不利面。只有这样,警方才能有效把握谈判的主动权,顺利化解人质危机。     

自杀危机现场处置与谈判运作模式研究

当今世界警务危机事件谈判中绝大多数为自杀或自我劫持类事件,在处置该类危机的谈判中,谈判组运作模式的规范性与专业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判的效果以及种种处置结果。从自杀事件谈判现场处置机制与谈判组运作模式为切入点,探讨科学有效的工作模式与方法,帮助谈判组、救援队与指挥团队在现场进行默契配合与专业处置,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人质谈判中的“关注点”策略

在人质谈判中,由于交际的特殊性,劫持者对自己人身的安全及要求的满足特别关注。他们往往不相信谈判人员友善的示意和话语,不相信警方的承诺,怀疑对方满足自己要求的诚意。谈判主客双方的关注点相互错位,这种错位决定了谈判交际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想有效进行谈判,顺利解决人质危机,警方就必须通过各种努力,诱使劫持者建立起新的、正面的关注点,而淡化、分散、偏移、消除其不利的关注点。     

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

普通官员日常工作行为构成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与现有文献聚焦主要官员行为不同,本文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官僚体制中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治理工具。论文首先从现有文献中归纳出中国官僚体制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共同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治理工具: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然后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例,提出研究假设,运用针对地方普通官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台风灾害和群体事件两类公共危机的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中,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均具有显著的普通官员行为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两种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构要素,并构成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稳定的治理工具。     

反劫持谈判中的可行性评估

劫持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爆炸的恐怖主义活动。近一两年,我国刑事劫持案件和自劫轻生事件频发,形势不容乐观。在反劫持工作中,加强对谈判工作的研究,对谈判技巧的探讨,对谈判程序的规范是十分重要的。谈判中,劫持者被谈判征服的可行性评估是专业谈判员赶至事件现场后必须做的第一项工作。根据现场事件性质和种类的不同,劫持事件可分为四类。不同种类的劫持事件被谈判征服的可行性都有不同———恐怖劫持事件无法被谈判征服;刑事劫持事件有可能被谈判征服;精神障碍劫持危机绝大多数可被谈判解除;自杀轻生危机极有可能用谈判加以化解。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战术性谈判的条件和策略

战术性谈判即谈判员围绕着犯罪分子能否终止犯罪及其终止犯罪的条件所展开的有谋略的配合武力攻击的对话。战术性谈判是“以谈判来掩护、辅助、配合武力攻坚”的思维指导警方，形成解决危机事件的谈判处理模式，以此发挥战术性谈判在处置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战术性谈判要抓住时机，创造谈判向武力制服方向转化的条件，为武力强攻寻找战机，确保警方成功解决突发或暴力事件。在具体运用战术性谈判的策略时，除了坚持利用柔性谈判策略来配合武力攻坚这一主运用轴外，还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运用其他几个基本策略。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危机谈判的“行为阶梯影响”(BISM)模型研究

警务谈判作为危机事件现场处置中的重要手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执法单位的普遍认同。而有效的谈判模型理论对于危机谈判的专业化发展与谈判实战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立足当今世界范围内主流危机谈判理论模型,着重对于"行为阶梯影响"(BISM)模型进行详尽阐述与解析,试图为中国大陆地区公安机关的危机谈判专业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意义。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人质事件中谈判员素质的要求及相关问题探讨

劫持人质事件是近现代较为多发的事件,其处置通常处于极强的持续性对抗状态,且事件的最终结果具很大的不确定性.谈判是人质事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谈判员的素质对谈判结果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现阶段在处置人质事件上存在较多的问题,特别是缺乏对谈判员素质的科学考评及谈判员操作规则的非制度化,给解救结果带来较大的随机性.本文尝试对这些方面做出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论劫持者的需要与反劫持谈判策略

需要是人的生理或心理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是人行动的动力和源泉。就劫持人质案件而言，劫持者行为的“驱动”来自于他实现其需要的欲望。因此．谈判专家若想使劫持者停止其行为或者改变其行为，就要善于发现和确认劫持者的需要，并根据劫持者的不同需要采用相应的谈判策略。在谈判过程中，还应尽可能消除或减缓劫持者由于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失望情绪和挫折感，让他尽可能看到这些需要可得到满足的希望之光，以促使其终止犯罪，放出人质。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92-1997）

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英国改变了在香港政治体制改革上和中国密切磋商的政策，决定以更强硬的姿态行事。彭定康在谈判中借鉴了国际谈判研究中的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以违反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突破中方设定的谈判框架，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毁掉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保障香港平稳过渡的直通车协议。英国这一不光彩的谈判策略表明，中国谈判风格理论过分注重中国在谈判中的特殊性，忽视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外方在与中方谈判时如果僵化地套用这一理论，势必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我国警务危机谈判机制建构研究——域外视角下的本土借鉴北大核心

警务危机谈判作为各国执法单位在处置劫持人质、恐怖主义等危机事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其发展已历经近半个世纪。其作为警务执法单位处置危机的首选策略,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警察执法部门在应对此类事件中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警察执法单位的危机谈判机制起步较晚,在国际警务发展一体化的当下,面对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的上升态势与我国日益频发的各类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构建适合我国警务执法单位运作的危机谈判机制的意义愈来愈受到关注,且是现实执法的迫切之需。     

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成因及预防范式重构——基于重庆市内案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实证考察,发现该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包括:发生频率呈地域发展相关性、小区规划不当或房屋质量不过关为主要诱因、主要表现形式为聚集示威、部分事件具有反复性。当前,对该类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存在的问题包括:现行相关法律缺乏针对性、对购房业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保障不足、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的定向公开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现有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预防范式对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缺乏针对性,应该通过在信访制度框架下完善购房业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动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对利害关系人的定向公开、强化对具有反复性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管控,重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范式。     

我国警务危机谈判机制建构研究——域外视角下的本土借鉴

警务危机谈判作为各国执法单位在处置劫持人质、恐怖主义等危机事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其发展已历经近半个世纪。其作为警务执法单位处置危机的首选策略,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警察执法部门在应对此类事件中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警察执法单位的危机谈判机制起步较晚,在国际警务发展一体化的当下,面对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的上升态势与我国日益频发的各类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构建适合我国警务执法单位运作的危机谈判机制的意义愈来愈受到关注,且是现实执法的迫切之需。     

法官需求状态的解析与法官行为模式的规制

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工具分析法官的需求状态及其特点,从而寻求规制法官行为模式的途径.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尊重的需求在法官需求状态中具有主导地位,对法官行为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选择收入和层级关系这两个因素来解析法官需求状态和行为模式.分析发现,收入不能满足尊重的需求,层级关系剥夺了法官在独立裁判中应得到的尊重,都是导致不公正和无效率行为模式的根本原因.本文的结论是,如果法官尊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法官就不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符合司法价值的法官行为模式就不会形成.要规制法官行为使之以公正和效率为取向,应从改变影响法官需求状态的制度性因素着手.在司法改革中,也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