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     

美国的矫正评估

监狱行刑的效果如何,一直是监狱学界争议的问题。美国监狱行刑的效果评估最具代表性。在评估决策方面,矫正评估委员会独立运作。矫正协会设立的标准委员会负责提出标准,交由两个组织审评;评估证书由标准委员会授予;由矫正协会颁发。对监狱矫正评估的基本内容包括了警戒、安全、秩序、看护、活动(计划方案)、公正、生活状况和有效个人管理等因素。对罪犯的个案评估包括对个人或小组咨询、职业训练、工作释放、假释监督以及整容手术等。     

论和谐语境下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宽容

在监狱行刑工作中,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凝神聚力地推进行刑现代化的进程。培育对服刑罪犯的宽容意识是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宽容意识本身又通过监狱行刑人道化、监狱事务民主化及未来行刑前景社会化等价值追求的实现得以勃兴。需要正视对服刑罪犯宽容,做到宽容不宽纵;积极内化对服刑罪犯宽容,更新罪犯教育改造观念,完善狱内服刑罪犯的权利救济机制和适时引导国民对罪犯群体的适度宽容的情感。     

监狱“强制罪犯劳动”的本质解析

＂强制罪犯劳动＂,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现时的通行作法。＂强制罪犯劳动＂的＂本质＂应该是指监狱强制罪犯劳动的目的与职能。目的与职能不同,监狱组织罪犯劳动在＂形式、内容、种类与要求＂上也表现不同。从历史演化过程看,我国监狱强制罪犯劳动的主要职能应该界定为：废止惩罚功能、限定经济功能、抑制行刑功能、拓展矫正功能。     

罪犯矫正:从身份到契约——罪犯矫正契约化论纲

我国监狱对罪犯的矫正经历了单向主导的政治教化和非均衡的法制强化两种形态,已具备了矫正契约化的条件。矫正契约化具有平等的特质,在监狱的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安全、秩序、法治、科学、效率、公平、民主、人权等多元化样态。在矫正关系中,警囚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罪犯是主动参与的主体。监狱制定的行刑规范,不仅要约束、规范罪犯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规范监狱的行刑权力;监狱和监狱警察按照效率原则,公平地为罪犯提供矫正服务。矫正契约化所维护的是秩序之特质、法治之根基、科学之内核、民主之精华、人文之灵魂、公正之精神、效率之要义。     

监狱建筑个性化与品质塑造——在罪犯心理行为需要层面上的探讨

监狱建筑的设计不能忽略罪犯矫正活动及心理行为的需要，特别是针对其思想、感情和矫正活动的影响方式。监狱的建筑设计和环境建设与现代监狱行刑方式的变革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其建筑学的处理手法应蕴涵有利于罪犯再社会化的设计理念，因时而动，因治而谋，紧随时代和法治进步，加强个性研究，完善品质塑造，从建筑布局到结构形式，都应围绕罪犯的矫正工作进行。     

论平安语境下的监狱行刑正义

监狱行刑,正义是平安监狱的质的构成要素,且始终是一个对行刑保持关涉,并推动监狱行刑不断远离野蛮、走向文明、实现平安监狱的重要因素。正义的实在支配着监狱行刑的应然价值,提高监狱行刑质量必须努力实现监狱行刑正义。     

罪犯行刑心理稳定性问题研究

罪犯行刑心理的稳定性,是罪犯对监狱的行刑环境和行刑方式,在其内心深处与监狱的监管安全信息相碰撞、相衍生、相交织,表征在语言、行为、表情等具象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种心理思维和思想意识.其行刑心理稳定与否,是监管安全的直接之源,也是监管安全的控制之源.其行刑心理因其排斥心理、情绪变化、阅历差异和性格冲撞而变异,通过望闻问切法、重点排查法、心理暗示法、信息分析法和气象预报法等,可望对罪犯的行刑心理作出稳定与否的研判与分析.     

论监狱行刑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公正科学的监狱行刑程序是监狱行刑法治实现的基础。科学的监狱行刑程序的建立,应当在一定的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制度表现出来。对于监狱行刑程序而言,合法、公开、基本人权、效率是其价值的基本追求,也是有关监狱行刑程序规范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循这些原则,与之相关的监狱行刑程序的制度才能建立和实施。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监狱“唯安全论”的实质及其批判

监狱的安全和秩序是监狱的内在品格。"罪犯无害化"思想片面追求监狱安全唯一性,或者单纯地强调监狱的安全主义,就会使监狱行刑呈现社会防卫的功利主义和绝对主义,导致监狱功能异化,罪犯改造的主体地位边缘化。罪犯在"固化"的监狱中,主体人格监狱化,罪犯回归社会的目标"板结化",使监狱法治所倡导的一切理念、目标、价值、精神等瞬间"石化",监狱行刑效果背离刑罚的终极价值。     

试论监狱行刑的构成要件——以完善监狱法律为视角

监狱执行刑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行为。监狱执行刑罚内在构成要件包括行刑主体、行刑主观方面、行刑客体、行刑客观方面。科学解构其构成,努力揭示并运用行刑规律,对于我们规范执行刑罚,提高行刑质量,完善监狱立法无疑具有重大帮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

监狱行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提高新形势下的监狱行刑效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监狱行刑实践中，今后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转变行刑观念，辩证对待刑之宽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完善宽严的措施规定；完善对罪犯的矫正激励机制；推进恢复性司法实践；加强行刑监督，防止宽严不当，以促进监狱工作更好地贯彻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监狱行刑实务中罪犯隐私权若干问题探讨

监狱行刑实务中,保护罪犯私人信息有其必要性与重要价值。对罪犯私人信息、罪犯通信、罪犯＂现身说法＂等涉及罪犯隐私权的问题,应遵循目的特定原则、限制原则、合法公正原则、安全保护原则等。不同类型罪犯的隐私权应区别对待。在确保监狱内特别公共场所的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地控制监控手段的使用,防止监控手段的滥用。行刑活动在对罪犯隐私权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也要予以有效的保护,以期科学、理性、全面地认识罪犯隐私权。     

行刑方式的改革对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影响

开展社区矫正作为我国行刑方式改革的措施之一,其发展将对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监狱绝大多数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现行方式是服刑期满释放回归社会,这一方式存在着不能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不能克服监禁化的弊端等问题。需要对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现行方式进行改革,确立假释为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主要方式之一。建立监狱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新的途径,将有助于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     

文明监狱及其相关问题

创建现代文明监狱必须具备诸如环境、设施、监管人员素质、管理方法等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要求。当前 ,我国监狱的情况是投入少、任务重、社会期望高、干警素质较差、行刑效率低 ,原因在于监狱的结构不合理。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 ,我们只能做一些外围性的工作 ,如减少在狱罪犯 ,进行社区矫正 ,促进行刑人道化 ,提高干警素质。     

论我国现代监区警务模式的要素及其建构

现代监区警务模式是立足于监区的新型监狱警务模式,它既关注监管安全,也重视矫正罪犯,它是一种全新的警务模式。它具有以下要素:目标要素、人员和知识要素、信息要素、和谐要素、评估要素等,按照五项要素进行建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警务效能,提高行刑质量、行刑效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首要标准"的目标。     

论行刑社会化的构建

行刑社会化是晚近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建立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出狱人保护机制是构建行刑社会化的三个要素,本文主要探讨前两个要素的几个相关问题.     

中国监狱学学科的发展构想

监狱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有自己特殊的范畴体系。在"以改造人为宗旨"的语境下,监狱理论与实践以追求罪犯的改好率为其最终目标。"监管改造"属于关系性范畴,是监狱学的核心范畴。在其统领下,又以主体、客体、内容、权利和义务、目的、手段、方法为二级范畴。将二级范畴中的概念再作分解,就构成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等三级范畴。中国监狱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它是一门矫正之学、特殊教育之学、行刑之学。     

罪犯个案矫正实质论

罪犯个案矫正的正当性依据是行刑个别化,而行刑个别化是刑法基本原则和本质的具体化。刑事实证学派将刑罚关注的中心集中在刑罚的矫正功能,使刑罚的个别预防走上历史的舞台,把犯罪人作为犯罪预防的重点。同质主义认识论认为,一种主观恶习和客观危害行为是统一的本质问题。监狱的行刑,必须通过强制的改造,才能转变罪犯的主观恶性,才能转变罪犯的本质。多元认识论构架下的罪犯个案矫正认为,罪犯在服刑期间产生的心理危险,可能与其原有的引起犯罪行为的犯因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是其前发性问题的延伸,但也可能是受服刑期间的变量影响而形成多样性的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