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从抓捕的滥用看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缺陷

相对于法定的传唤、拘传、拘留、逮捕等侦查到案措施而言,非法定的口头传唤、留置、抓捕等侦查措施在实际公安工作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审批程序耗时和到案期限紧张造成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与之相比,非法定侦查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使用机制简便的优点,但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完善应当整合二者的优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建立一个协调一致、适用灵活的到案措施体系。     

侦查到案制度之理论建构——从阶段论角度的展开

对于侦查到案制度,无论是个别化研究还是整体性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到案措施本身,从而在一种辅助意义上理解到案措施的功能。阶段论研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现代法治国家则多为"终结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到案阶段以确认或排除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为基本功能,而到案功能的实现以短暂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从阶段论角度,侦查到案制度包括到案措施制度、到案羁留制度和案件处理制度。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对职务犯罪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完善侦查程序立法的三个重点问题

目次一、人身强制措施(一)强制到案(二)强制候审二、侦查取证措施(一)我国侦查取证活动的法律意义(二)现行侦查取证立法的主要缺陷(三)完善侦查取证立法的建议三、律师帮助制度四、结束语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侦查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保障适度的平衡,一直是侦查程序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断完     

审查起诉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与对策

司法实践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在办理案件时,传讯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到案或者不到案成为多发多见现象。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不愿、不能及时到案;第二种是负案潜逃,不能主动归案;第三种是负案潜逃后又主动归案,制造"自首"情节。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进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本文从实务角度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对策,以期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到案难"问题,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到案经过”的缺陷及其弥补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出具关于如何破获案件以及如何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其中的＂到案经过＂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如何到案的书面说明材料,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自首量刑情节的重要材料。但＂到案经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如何正确使用,却面临着很多难题。而如何采用＂到案经过＂,尤其是＂到案经过＂与被告人自首认定之间的具体规则,是处理每一个刑事案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现代侦查模式图

侦查模式,是指征侦查过程中,根据侦查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案件自身特点,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方法的概括和抽象。侦查模式可以分为“从案到人”、“从人到案”和预谋案件等专案侦查模式。传统的“从案到人”是一种“被动回应型”侦查模式。即发现案件后,侦查部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组织侦查人员展开侦查破案,一般情况下,有现场的案件,如杀人、强奸、爆炸、     

死刑案件证据规范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死刑错案主要是由于证据问题所致,因而死刑案件证据规范在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方面尤为关键.由于立法理念、立法经验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死刑案件证据规范存在某些问题,亟需完善.一是应明确界定“合理解释或说明”;二是完善通过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听取意见程序;三是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限制并加大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四是拓展补强证据规则;五是确立DNA强制鉴定制度.     

中国刑事拘传存在的问题及其变革

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拘传应该是一种到案手段,与羁押性措施及羁押替代性措施并列。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拘传制度被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留置制度基本架空,产生了诸多与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相悖的现象,亟待解决。然而,改革的思路绝不是直接取消留置制度的简单化做法,而应在正确厘定"刑、行"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两种制度。     

处理侦查中疑难个案的指导理论与制度设计

案件侦查有时会难以为继,实践中往往采用“疑罪从挂”,目前的批评没有考虑到无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的处理,存在“一刀切”的现象。侦查条件论为立法和实践上解决疑难个案侦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侦查法治化背景下,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处理疑难个案的侦查中止和侦查终止制度的适用领域、原则、条件及其法律后果。     

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之构建

在现行立法缺失的背景下，实践中对于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的处理方式极不统一，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益的实现，因此立法应当建立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需要从证据不足案件认定的标准、撤案权行使的主体、撤案的制约与救济机制、撤案的恢复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浅议搜查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规范运用

搜查是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犯罪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有效侦查措施,面对当前搜查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合理、规范运用搜查措施,突破案件,已成为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从搜查的启动、实施、方法等方面对此作论述。     

退查会商制度刍议

退回补充侦查是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依法解决案件补充侦查证据问题的诉讼活动。实践中时有出现公诉部门将案件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并不能根本解决案件证据存在问题的现象。退查会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使退回补充侦查在“文来文往”的基础上加入“人来人往”的内容，通过加强公诉、侦查双方沟通、配合，强化公诉引导侦查，保证退回补充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一对一”贿赂案取证障碍与对策思考

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证据收集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任务。贪污贿赂属于智能犯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贿赂案件中“一对一”问题长期以来在立法上没有解决,在反贿赂犯罪实践中,收集证据遇到的诸多障碍是侦查机关感到最棘手的的问题,从而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侦破和处理。本文试从理论层面并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拟对当前“一对一”贿赂案件侦查     

刑事传唤制度刍议

刑事传唤在侦查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从而导致刑事传唤法律属性不清、程序不明、任意滥用等诸多缺陷。完善我国的刑事传唤制度必须从借鉴国外任意侦查入手,通过立法确认自愿同行,才能在刑事传唤过程中既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限制强制侦查的启动,又有效行使侦查职能。     

有关自首认定遇到的分歧问题

从近年来关于自首的司法实践来看，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加上《解释》的内容在理解和适用方面也不断产生新分歧，有必要及时总结和研究。本文试从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和刑法的谦抑性入手，对嫌疑人接到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如何理解“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传唤到案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