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到案阶段的人权保障制度研究——实证与比较法上的考察

<正>一、导论长期以来,"到案"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实践的一个习惯用语。侦查人员使用"到案"时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从普通公民身份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而初次到达侦查机关接受调查的情形。〔1〕此即所谓"侦查到案"。在普适的意义上,侦查到案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对职务犯罪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从抓捕的滥用看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缺陷

相对于法定的传唤、拘传、拘留、逮捕等侦查到案措施而言,非法定的口头传唤、留置、抓捕等侦查措施在实际公安工作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审批程序耗时和到案期限紧张造成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与之相比,非法定侦查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使用机制简便的优点,但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完善应当整合二者的优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建立一个协调一致、适用灵活的到案措施体系。     

论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完善

当前公安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和留置盘问五种。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这些措施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没有解决好侦查需要与到案措施体系的合理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则是法外到案措施的滥用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结合公安工作实际,通过立法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使之能够适应各种具体的案件情况,满足合理的侦查需要。同时,明确规定滥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法律后果,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选择适用各种强制到案措施时更加理性、谨慎。     

完善侦查程序立法的三个重点问题

目次一、人身强制措施(一)强制到案(二)强制候审二、侦查取证措施(一)我国侦查取证活动的法律意义(二)现行侦查取证立法的主要缺陷(三)完善侦查取证立法的建议三、律师帮助制度四、结束语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侦查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保障适度的平衡,一直是侦查程序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断完     

情报信息的侦查模式

侦查模式是指侦查主体进行侦查活动时所采用的程式。传统侦查模式可分为从案到人、从人到案、从案到人、从物到案等模式。情报信息的侦查模式是利用情报信息系统和通讯网络开展的侦查方式,从侦查切入点、侦查思维、侦查措施、侦查效率等方面与传统侦查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别。情报信息的侦查模式具有反应迅速、过程保密、结果客观、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和特点。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域外启示

修改后刑诉法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我国技术侦查制度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然而,法条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规定,造成技术侦查活动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明确之处。为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制度,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权的使用,本文拟以运行成熟的域外技术侦查制度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齐全的实体性要件、正当的程序性要件、规范的证据使用"等内容,并以此为鉴,提高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实用性。     

“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两种最基本的侦查模式“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从客观显现的犯罪事实出发,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立案,从犯罪现场入手,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并证明实施犯罪事实的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方式。“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对发现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嫌疑人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嫌疑人并证明其实施某种犯罪事实的侦查活动方式。两种侦查模式的相同点 1.目的相同:都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开展侦查活动以发现犯罪、证明犯罪、打击犯罪。     

“到案经过”的缺陷及其弥补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出具关于如何破获案件以及如何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其中的"到案经过"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如何到案的书面说明材料,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自首量刑情节的重要材料。但"到案经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如何正确使用,却面临着很多难题。而如何采用"到案经过",尤其是"到案经过"与被告人自首认定之间的具体规则,是处理每一个刑事案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一、"到案经过"的性质及地位     

走私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研究

当前在走私犯罪侦查启动过程中,存在着到案措施难以落实、搜查功能难以发挥、案件经营难以开展、技侦手段难以运用等难点。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包括缉私侦查在内的侦查工作采用的是程序启动型模式,同时由于走私犯罪和缉私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缉私侦查启动工作更易陷入困境。为适应打击走私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程序启动型转为随机启动型侦查模式,同时对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侦查预审的模式重构

预审作为侦查阶段证据核实的最后防线,也是起诉审判活动的前置基础。通过法条品读及对既成学说的研究,可以推演出预审具备承续侦查、监督保障和诉讼准备三大应然功能。而"侦审分设""侦审合一"等传统预审模式在现实中乱象生成的症结,源自对预审功能体系的背离。为实现预审功能的本位回归,因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基调,祛离侦查本位的诉讼价值,破除"线性结构"的诉讼构造,需要预审重构提供制度支撑。在"大刑侦"格局下布设预审框架,落实主办责任制,辅以证据审核的重点移转和专业人才的培育,以重构与"以审判为中心"逻辑内核相对接的预审模式。     

侦查学理论范式反思与科学转型——以侦查对策演进的理论解释为例

侦查对策研究,即侦查方法和措施研究等,是侦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当前单纯以侦查案例及经验总结为初始研究路径实现对侦查知识的累加,或以刑事诉讼法教义为初始研究路径,前者会造成不同时期、种类侦查方法、措施的割裂和孤立,后者则会陷入侦查行为控制的刑事诉讼研究.对于侦查学研究,当以刑事案件为理论中介和研究范式,从刑事案件本体论向侦查对策论的演变与过渡论证,抛弃仅对实务部门新的侦查方法与措施进行的总结式吸收,而是将解释侦查对策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归宿;以刑事案件要素作为通道实现侦查学理论和实务的对话,贯通侦查理论、侦查方法和侦查措施之逻辑;实现侦查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创新,突出侦查学术活动与侦查实务部门调研、总结活动的实质区别.刑事案件作为侦查活动的客体,如何将其作为中介性概念从原理论过渡到方法论和措施论,如何应用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解释中国的侦查实务现象、承载侦查知识,进而解决侦查学问题,是当代侦查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的弊病与重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管辖实践中出现的机动侦查管辖权虚置、侦查管辖权划分过于绝对化、侦查地域管辖缺陷等诸多问题,其成因在于简单借鉴与我国国情的冲突、未厘清管辖概念、"以审判管辖为中心"统摄侦查管辖缺乏合理性等。职务犯罪案件管辖制度的重构,应当以诉讼理论为先导,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我国刑事诉讼阶段论的特征和侦查、起诉、审判的属性差异,确立"两个管辖中心"和"一个中间协调环节"的基本架构,并明确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分工、侦诉审管辖权协调、管辖规则等基本内容。     

刑事诉讼中的时空话语权争端与消解

刑事诉讼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其存在方式,个案的刑事诉讼就是控辩双方对各自作出的时空选择进行角力的"沉浮"之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入法进一步彰显了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地位,从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到案,到以被告人身份受审,再到以罪犯身份服刑,被追诉人作出的是否认罪、是否认罚、是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是否上诉等程序性、实体性决定,就是在对刑事诉讼的运行时间、运行空间作出主体性选择,对此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反应不一。直面公权力与私权利对于刑事诉讼的时空博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带来的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化倾向中,有必要对时空冲突现象加以调和,以走向控辩更加平等的时空理想境遇。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探索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由人民检察院继续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是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新设置的制度.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对于完善我国未决羁押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为视角,探究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构建与保障措施,为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提升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实效提出建议性意见.     

我国技术侦查证据审查规则立法研究——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为研究对象

在肯定技术侦查立法在总体上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章新增第八节存在的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存在与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相冲突、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背离的情况,不利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功能的发挥以及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目的的有效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有必要再次提出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立法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期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得以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其中"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实属不同的特殊侦查方法的事实加以澄清,对二者的性质及刑事诉讼制度之于两者的不同运用加以厘界,从而使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得以按照立法原意更有效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