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生规范的法律：从《无需法律的秩序》谈起

本文以《无需法律的秩序》为起点，从语义上简单探讨了法律与秩序的关系，认为尽管秩序常常与法律联系在一起，但无须法律的秩序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着。同时认为法律可以分为作为内生规范的法律和作为外生规范的法律两类：前者源于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或人们的内心确认，是自发的或自然而然的；后者的形成则常常是非自愿的，因而经常性地意味着恣意和专制。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绝大多数法律是作为外生规范出现的，这要求立法者正视外生规范内化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充分尊重民间习惯，尊重无需法律的秩序。     

言论广角

正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     

ADR适用于解决行政纠纷的合宪性论证

ADR应用于行政纠纷解决领域,不但关涉公共资源配置和公民利用司法的权利问题,更涉及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分权关系以及法治原则等重要宪法原则,必然会引发关于合宪性的关注与审视。ADR合宪性命题的证成是推广应用ADR的必经之路。在法律移植层面上,作为一种在不同的法律秩序中完成同一功能的规则,美国行政纠纷解决中ADR合宪性之确立,为学界探究我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比较与借鉴的视角。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DR）漫谈（续）

漫谈之四——ADR,不讲法律吗?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是在现代以审判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边缘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这是对法治的违背,是与现代的法治精神相悖的。特别是在我国提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认为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是不合时宜的。其实,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不是不讲法治,也不违背法治的原则。     

走出行政纠纷法律解决的困境——兼论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

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纠纷的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似乎行政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正成为一块用之不便,弃之可惜的＂鸡肋＂。本文指出为了有效解决城镇化以来日益增多的行政纠纷,必须完善现有法律解决机制,同时完善法律机制同非法律机制的衔接,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     

马怀德：要彻底终结各类纠纷，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

在一个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如果过度依赖行政方式，必然会导致行政方式解决纠纷的数量增加，法律途径解决的纠纷数量减少，公众也就不再信赖法治。所以，要想彻底终结各类纠纷，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复议、诉讼等纠纷解决渠道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的成果，是纠纷解决制度的高级形态，具有公开透明、公正可信等形式正义的基本特征，     

论我国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设立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存在任何超出法律限制和约束的权力,学校的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法治国家大多为学校的权力设置了种种必要的法律界限,并为教育行政相对人受到教育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害时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方式。但我国目前有关教育纠纷解决的方式存在着诸多程序和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教育行政相对人不能较好地通过法律实现自己的救济权利。为此,应完善我国教育行政救济的方式,将目前设立在教育机关内部的处理教育纠纷的工作部门独立出来设置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规范其运行程序及范围,使其更好地解决教育领域内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纠纷。     

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价值、类型及标准化构建

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织密法治监督之网的法治责任和优化行政检察格局的检察责任，应围绕行政执法违法展开，不宜介入解决纠纷违法和制定规范违法。检察机关应先行建设监督机制、多元运用监督方式、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有效规范监督工作的开展。     

建设法治政府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主导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政府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法治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法治政府依法规范自己的权力,各级政府都要对自己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负责,打造负责任的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完善立法,调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是法治政府的职责,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律师对于法治国家之重要性

一、律师是专职法律工作者,具有丰富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经验,是将法律落到每一个具体案例中的法律实践者一个法治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更要有精通法律的人才们运用这些法律,只有当法律被正确运用,才能起到解决各种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等功效。世     

内强管理夯基础 外树形象促发展——抚顺市司法局强化三项举措提升公证服务水平

正公证是为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经济和民事流转秩序,预防和制止纠纷而建立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在推进平安抚顺和法治抚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3年以来,抚顺市司法局积极引导全市各公证机构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城市转型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幸福美丽抚顺的总体要求,大力加强公证队伍建设,规范公证行业管理,拓展公证服务领域,细化便民利民惠民措施,     

法治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良方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另一方面,公众也不时感叹社会乱象丛生,中国转型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林林总总。要破解当前中国面临的转型困局,消解社会矛盾,走法治发展之路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谓法治社会,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依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的社会形态。在法治社会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在法的确定性与法的正当运用间“往返顾盼” 民事审判方法解构与定位

在民事审判方式〔1〕改革中,司法政策导向在两种立场偏好间反复:一种以经典法治理论为蓝本,强调法的规范意义,重视法律逻辑和程序公正;另一种则以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运动勃兴、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国情     

完善审判检察监督路径之思考

在现代法治中,法院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法院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法院的公正来具体体现。因此,审判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     

浅谈公民意识的生成

公民意识是从法律制度规范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重要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优良的公民意识能充分有效地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准则，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先天不足，这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不利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全方位探讨建立孕育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个性化、现代化。     

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受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影响,我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建设举步维艰。在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下,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律意识的塑造、法治与礼治的整合和法律资源的补给着手,构建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论法律调整与社会管理

当下,在中国的社会管理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相信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实际功效。其根源在于从我国的社会调整理论和实践方式来看,并没有形成依法治理国家的技术手段。因此,在法律的宏观理念上再树"契约论"的法律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把"高尚道德"也合理合法纳入到法律调整的秩序体系中,对实现中国法治的快速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律的调整,法律的调整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