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地域语境中台湾电影的台湾形象建构与迁化

跨地域语境下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是中国形象的区域性建构与想象。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总是置身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文化三角"模式中,并以一个相对于"父"的"子"形象被加以建构和塑模。台湾历史性地纠结于我性的祖国之"母"、"宰制之父"(清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和"传统之父"与他性的"殖民之父"(日本)和"西方之父"(美国)所形成的文化"夹缝"中,表现为悲情"弃子"和现代"游子"的演变。台湾形象中强烈的主体意识、浓郁的文化乡愁和历史的无家焦虑之间的冲突,凸显了中国国家形象中最为纠结和最为繁复的特殊景观,昭示了想象和建构的艰巨性。     

论宪政的宽容精神——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看宽容的宪政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同部分构成的异质社会,求得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和谐共存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理想。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民主法治社会,宽容是其基本精神,宪政建设是其必经之道。即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是一条宽容之道。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三三制”政权中的党政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自觉地克服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党政关系呈现新的面貌,显著提升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党政关系角度审视"三三制"政权运行的经验,对探索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

“九一八”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知识分子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御侮的呼声日渐高涨,宪政运动由此而兴起。“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国民还政于民;二是批判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及其实践,并就如何实行宪政展开讨论。尽管“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结果,但它对国民党训政理论及实践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如何开始宪政的论证和设想,剥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德先生”“赛先生”与江浙知识群体的文化渊薮

在近代民族生存的危亡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先后提出"自强求富""君主立宪""建立民国"的口号与主张,基本都归于失败,直到以江浙文化区域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发起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才得以成功。江浙区域文化群体为何能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与他们所处的江浙地域的历史文化渊源、蕴含浓厚的启蒙文化传统的延续是密不可分的。江浙地区自然环境优越,长期处于经济文化中心,与西方文化接触较早,多理性态度和实证精神;对儒家礼教传统持有怀疑精神和反叛精神;近代江浙知识分子多赴欧美、日本留学,对西方的民主启蒙与科学研究有更直接深刻的认识,善于用民主科学的知识开启民智,推进社会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     

“飞特族”的快乐生活

崇尚"自由工作"的"飞特族"打破了很多中国人早已习惯的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模式。"飞特族"是Freeter的音译,是英文"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字。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在西方一直非常流行,后来传到日本。     

论蒋经国晚年推动“政治革新”的内外动因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1987年7月台湾当局开启了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和民众赴大陆探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它被认为是拉开了台湾政治转型的序幕。蒋经国力主推动这样的政治改革,原因有:台湾党外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带来的挑战、大陆调整对台政策构成的影响、周边专制国家迈出民主改革步伐带来的压力、"江南命案"形成的冲击以及蒋经国个人具有西方民主观念与民主精神的影响。     

“势”、“道”、“术”: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推动治国理政活动科学化的现实需要。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要避免碎片化,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习近平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势"、"道"、"术"来展开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势"、"道"、"术"的把握上,治国理政之"势"、治国理政之"道"、治国理政之"术"的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论“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其预防

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是初步构建,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立法滞后和法律制度不完善,客观上留下了"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的机会和条件。加上贪欲与权力欲的极度膨胀、法制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一把手"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完善预防和遏制"一把手"职务犯罪体系,应当是教育、制度、民主和法律几道关键防线德有机结合。思想教育使人不愿腐败,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使人不敢腐败,而制度防范则是使人不能腐败。     

“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正>邓小平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第229页)他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第139页)     

“红”“绿”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来源、理论演变、理论主张以及政治实践上展现出"红"(社会革命)"绿"(生态运动、生态革命)结合的旨趣。它不同于一般的绿色理论,既推进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深度,又给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孙中山“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述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他在宪政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便是其宪政理论的精华。一、“权能分治”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表述“权能分治”思想,是在他1922年发表的《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中:“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者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或者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1]孙中山先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或者“民权”)和“治…     

中国式民主:基本形态及形成逻辑——一种宏观政治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从宏观政治视角考察,中国式民主基本形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双重性、中国式民主宪政精神规定与现实运行的非完全契合性以及运行过程自上而下的方向性.而非竞争性多党一极政党制度、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要素共同作用,塑造了中国式民主基本形态,构建了其形成逻辑.     

“无可无不可”:浅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根据对《论语》、《孟子》中相关思想的诠释,能够理解儒家的"行道"精神。通过孔子的身体力行,"行道"精神开始注入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这种"行道"的精神,孟子则直接继承了这一精神,并予以完善和发展。由于孔、孟二人的努力,"行道"精神最终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面,从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得以继承与发扬,而"行道"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价值追求。     

“民主”辨析

<正>民本文化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文化。19世纪末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的士大夫不愿意用"民主"指代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和宪政,而是用"共和"一词。民权主义对西方民主思想有所吸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国创建的思想基石。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文革期间的"大民主"是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民主。民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达成共识的政治哲学。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伊始便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把它们作为拯救中国的两大法宝。"民主"     

“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

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内圣"而后"外王"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理"来"治国"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内圣"的修身派和侧重于"外王"的经世派。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自强新政"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美国的新“中国城”——蒙特利公园市

<正>提到美国的"中国城"(China Town),美国人一定翘起大拇指,对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的"唐人街"赞扬有加,认为这是美国的骄傲,是多元文化的象征。可是,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一个新     

对“代议机关至上论”的回应

"代议机关至上论"是对今日中国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的漠视,然而宪法研究和实践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没有任何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代议机关也不例外。中国宪法正在成为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而不仅仅是纲领或宣言;宪法司法化是手段而非目的,自由和尊严才是宪政的追求。与民主一样,我国宪政并不完美,宪法司法化需要学习和实践。     

“和而不同”的多重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民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以及精神品质。今天,"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平的思想已经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之中;"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应有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文化底蕴。只有"和而不同",才能最广泛地凝聚和发挥一切智慧和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凝聚用之不竭的巨大活力、提供取之不尽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