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供证据规则的发展——由“证明性”到“可采性”

口供证据规则包含证明性规则和可采性规则。证明性规则是以口供的真实性为基础,体现刑事司法对实体真实和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可采性规则是以口供的自愿性为基础,体现刑事司法对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自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兴起后,两大法系口供证据规则的发展呈现出一条由“证明性”到“可采性”的主线,形成了以可采性为主、证明性为辅的规则。当今中国的口供证据规则主要还是证明性规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采性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规定。证据规则的出发点是认为司法证明活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完善性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在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浪费某些证据 ,也不要乱用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用六节三十二条的篇幅对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但证据规则只有一个粗略框架。目前我国主要的证据规则有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 ,亟需建立的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特权规则等     

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点评

2012年3月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上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不强迫自证其罪、口供补强、特殊侦查措施等证据规则。刑事诉讼的灵魂是证据制度,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证据规则。分析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对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角度论刑事证据中性规则

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认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而任何一种证据规则得以确立,必须具有自身的价值基础:要么能发现案件真实,要么能保障人权,或者两者兼具。我国理论界普遍主张以物证中心取代口供中心,认为这样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物证中心规则和口供中心规则都属于证据中心规则中的一种,都带有证据中心规则的先天缺陷。靠证据中心规则的自身嬗变,是很难克服其固有缺陷的。证据中性规则则为可取,它不承认证据的预断效力,主张任何证据的证明力,在接触案件之前都是不定的。     

被告人翻供口供审查认定的理论探讨——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的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     

论死刑案件中口供的审查判断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以多部门联合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死刑案件中口供和其他法定证据形式以及全案证据审查与判断的一些规则,与之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但与英美等证据制度发达的国家相比,仍有着相当的差距。即便从证据学的原理和司法实践的需求出发,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死刑案件中,尤其应当科学地审查与认定口供。口供的采纳规则包括关联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传闻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同案犯口供的采纳规则以及内容不一致口供的采纳规则。口供的采信规则包括口供内容的实质性规则、口供的印证规则、审查口供动机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无口供定案规则以及同步录音录像规则。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完善

结合对我国口供补强规则执行情况的分析,应当对我国的补强证据规则进行重新表述。在我国 现行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规定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一般及其例外。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我国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关联性规则是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但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较为系统和成熟的证据关联性规则,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证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论口供证据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证据形式的一种,与当事人权利密切关联,但现行立法的许多规定显得原则化、宣言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对口供的采集、采信和运用规则予以专门研究,以期对将来证据立法有所借鉴。     

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青海省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中已经适用,对定罪、量刑产生了一定影响,文化证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文化辩护的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完善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适用的构想包括文化辩护应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建立文化证据的举证责任规则和审查规则。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与规范

本文以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表达事件”为切入点，提出其作为法制外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尴尬地位；进而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为坐标，分别对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文本规定与其他国家有关集会游行示威规则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本着务实与渐进的原则提出了重新审视并改进我国集会游行示威相关规则的建议。     

论证据规则的确立

证据规则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公安司法实践要求确立具体、可操作的证据规则的呼声越来越高,诉讼法学界也日益关注证据规则问题。深入研究证据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为立法作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与任务

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保障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规范我国计算机取证活动的法律思考

我国计算机取证立法滞后:现行《刑法》规定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追诉的法律需要;电子证据定位存在争议,电子证据的证据地位尚未明确;计算机取证规范空白,计算机取证活动"无法可依"。应从以下方面解决我国计算机取证的法律问题:(1)修订现行《刑法》,适当扩大《刑法》第285条规定的客体范围;将《刑法》第286修改为"破坏计算机设备罪"或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增加破坏计算机硬件设施的规定;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增设计算机财产犯罪的规定和"滥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明确电子证据的地位;(3)创设《计算机取证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电子证据鉴定和取证工具标准等进行规范。     

对构建我国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构建我国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以我国的现有法律体系为根基。文章通过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的考察,提出了构建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设想及其自身良性运行机制的完善。     

观念与技术：反腐败刑事法律的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一个以贿赂罪为样本的初步分析

观念的力量大于法律规则和技术，观念的滞后制约法律规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同样，观念的解放必然带来规则和技术的进步。反腐败刑事司法的实质性进步，最终取决于法治观念的进步程度。唯有以先进而正确的观念为指引，刑事司法规范和技术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证券承销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证券承销商虚假陈述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 ,依法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应从因果关系、归责原则、责任方式等方面完善承销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使法律规则具有可诉性 ,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切实维护证券承销商合法权益 ,保护广大投资者投资利益 ,最终维系证券市场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