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

包公听讼断狱故事 ,突出的也是“罪与罚”的价值取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本稿在讨论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问题时 ,首先标举“罪与罚”这个题目。除此之外 ,这一安排也有先“实体法”后“程序法”的技术考虑。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是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纠纷无论如何不会出现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形。那末 ,何以馀以故事特别强调“罪与罚”这一主题呢 ?这正是本文着重研究的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近现代嬗变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体例为学科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逐渐转向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法理阐释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衍生出法律思想史的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和法文化等研究维度。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往开来的传统法律思想研究应该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法学图景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儒家治学思想

诊所式法律教育产生于美国。美国的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司法体制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诊所式法律教育能否在中国扎根,是否有本土化的基础？本文试图从至今影响国人处世与治学思想的儒家理论出发,通过对儒家教学、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探寻诊所式法律教育这一＂舶来品＂与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契合点,借以回答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基础问题。     

论玄烨整饬吏治的法律思想

官吏是保证国家法律法令得以贯彻实施的媒介，吏治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权安危。因此，治吏成为统治者治国的重要任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迄明为止，关于吏治的理论与实践已十分丰富。尤以儒家的“人治”和法家的“术治”最为突出，一直为统治者遵奉。玄烨（即清圣祖康熙）在继承传统吏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特色的吏治思想。玄烨继承了传统法律思想中重视吏治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治人”即“吏治”：“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o后来更多次重申这一观点：“为政以得人为…     

试论官本位思想与依法治国的契合

官本位思想是在我国农耕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伦理型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现阶段的主要表现为：人们看重做官的人生价值;普遍崇拜、迎合、效法官员;官民之间存在着浓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公民缺乏监督制约官员的意识和实践。这些是目前我国法律缺乏权威的重要原因。但官本位思想也有另一面：官场贤者在位,官员率先垂范,国家严格吏治,法律定能贯彻执行;百姓敬畏官员,依附领导,效法上司,更有利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效率。法律制度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生发,依法治国只有从严治吏才能奏效。     

重新认识法律职业：律师与社会公益

经过20多年的恢复与重建，我国的律师事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各项制度得以确立并逐步走向完善，律师从业人数也初具规模，律师行业的整体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长久以来在中国，作为维护私权、旨在实现其所代理的客户利益的律师，似乎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并无关联且相去甚远。然而，这一现象究竟是法律职业的共性还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性？律师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从国家与社会公益的视角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法律职业？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吏治的互动关系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以皇权政治为主导的背景下，民本的深层内涵和最终目的是要保障皇权之稳固。君与民之间的官吏阶层，是实现民本思想的具体实施者。要在制度上保障民本思想的具体落实，就要治理官吏特别是要防止官吏贪腐。因此，产生了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的民本与吏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冯桂芬吏治思想述评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指针，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新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析《圣经》里的法律思想

《圣经》里描述的契约是契约的早期形式 ,与成熟时期的契约制度存在一定的差距。《圣经》里有关对弱者保护的法例 ,是人类早期的人权法。《圣经》里有关原罪、赎罪和末日审判的描述 ,可发现近现代刑法的若干原则 (如刑事报复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 )的痕迹。《圣经》里保存有自然法思想。《圣经》对后世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贾英华：官清民自安

事实证明，治理腐败，靠圣训是无法持久的，个人再聪明，也比不上制度的力量大，想反腐，最终要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就是法治与吏治；而吏治的核心，在于官员如何产生。
　　不解决制度问题，一切靠自己，犹如右手拿刀，不论怎样舞弄，也无法砍掉右手。以慈禧的“新政”为例，她想借此改变旧制度，结果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就像本指望用吃药来治心脏病，却被药毒死了，这就是制度困境。     

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恤幼”思想与新刑诉法修改

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我们应当继续上下求索，多从古今中外的法律实践中汲取养分，例如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恤幼”原则就是有参考价值的。本文将从恤幼原则在古代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规定入手，分析其特点，并讨论新刑事诉讼法对其的继承与发扬。     

法律的道德与不道德

法律与道德本为一体，可自从分家之後，多有不协调，甚至时有剧烈冲突，古今中外，不算稀奇。问题仅仅在于，这是什么法律？而这个道德，又究竟是谁家的道德？     

中国古代真有尚方宝剑吗？

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尚方宝剑的描写，比如《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秦汉时期说起。     

论我国商标法的完善:从制度到文本 基于《商标法》第三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历经三十年发展,我国商标制度建设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制度问题需要通过法律修订予以解决。新公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很多方面已有提高,但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角度看它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以维护商标制度对于公平和效率的追求。需要着重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包括驰名商标的认定与管理、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如何提高商标确权效率等。从法律文本角度看,"征求意见稿"也有不少条文可以补充或改善。     

论法律思想是法律制度的理论支撑——浅析儒家思想及秦朝的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纵观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度,无不与法律思想密切联系,以一定的法律思想为指导,一定的法律制度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法律思想。因此,研究法律史时要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本文以儒家思想以及秦朝的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大体影响进行研究。     

冼夫人法律思想源流考

南朝梁、陈至隋朝期间,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岭南地区的发展程度比江南地区落后很多,而生活在岭南地区的俚族人民法制观念淡薄,无视封建法制,不愿受封建法律的约束。但是,通过分析史料可以得出,被称为"圣母"的俚族首领——冼夫人,与以往的少数民族酋帅有很大的不同,她在治理岭南期间能自觉遵守封建法制,充分重视法律制度对于地区治理的重要作用,洞悉法理,维护封建法制的尊严。因此考究冼夫人的法律思想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试就冼夫人的法律思想作初步探讨。     

明代官吏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明代作为封建制后期一个卓有建树的王朝,其法律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擅权越权等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作出了具体、严密的规定,在预防和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也建立了较以往历代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在明前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吏治呈现一时之清明。然而,至明代中后期,官吏职务犯罪情况日益严重,吏治腐败局面终难扭转。     

从唐律看唐朝从严治吏

唐朝统治者在吏治方面实施“安人宁国”的吏治方针，并承袭了法家以律治吏的思想，运用唐律作为整饬吏治的有力工具，通过强化对有职权者的法律监督：建立对官吏靠责追究的严密网络，并通过倡导吏治廉洁，严防司法腐败等方面来对官吏进行全面的管理。立法者根据宽猛相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立法思想，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对我国在职官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