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法治，既意味着善法之治，更蕴含着人类对普遍的道德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法治，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道德法律化，既是将人类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是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由是观之，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当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     

关于法律的道德支撑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核心内容是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律信仰。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信仰的形成，不仅要求法律从形式上具有严密而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且要从内容上寻找法的道德支撑，从运行过程中寻求道德支撑。本文阐释了道德如何为法律提供心理基础，并就如何改善道德环境，减小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促进法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当代中国法治下的司法与司法道德

作为法治的核心环节，司法的道德诉求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法治的实现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而从司法主体的角度看，司法公正是当下中国司法主体的道德追求；忠于法律是司法主体必备的道德素质。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与德治途径

和谐的社会应当是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主体之间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文章围绕法律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面对中国实现法治和德治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德治是法治的权威公正之基础。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仅只依赖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的建设是更深远的,是对法律的完善与补充。     

法治的道德性格及其完善

真正的法治必须体现道德理想和信念。即具有道德性格。所谓法治的道德性格，就是指法治所蕴涵的道德理想和法律对践行一般道德理想的功效。在遵循法治的前提下，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才会带来良善的社会秩序。道德为法律提供心理基础和评价标准，实在法的合法性可以上溯到经由自然法和经院哲学所体认的抽象的道德正义。法律的道德性自身也存在两个层次，那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本文试从法律的合宪机制、法官的道德约束和公民守法机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完善法治的道德性格的途径。     

论道德在法治中的地位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法学范畴内倍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道德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使得相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历史表明道德在法律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法律的道德化可以使得制订的法律被自觉、良好地遵守,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的要求。     

守法与道德——法律道德化及理想法治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法律为良法,二是公民的普遍守法。良法即符合人类正义道德观的法律,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本文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理想法治社会的形成。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富勒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浅析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性观点

富勒是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也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法的本质的目的性和法律必要的发展方向,使“法律事业”的特殊性体现在或者归因于具体的法律形式.他强调,法律与道德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观点,指出法律的存在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富勒的新自然法理论阐明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的基本原则,将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变成了可变的活法,从而使我们对相关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论法运行的道德保障机制

事实上，古含中外的法律制度，无一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国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石并力求与这些伦理道德相适应、相协调的。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一旦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悖于普遍而基本的伦理道德，应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第39页，1977年，英文版)可见，法律要以基本道德为基础，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     

再论法律与道德之统一

法律的合法性,包含了法律在道德上的要求,道德的形成与深化在一定程度上需借助于良好的法制环境。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才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正确合理行为的基础。本文从本质,内容和功能三方面论证了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性,并指出其统一也是德治与法治并行的前提。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林法律与道德的三种基本关系

从法理学和伦理学方面来看，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一是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立法把国家中大多数的政治道德、经济道德、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普遍要求法律化．使之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     

从富勒的内在道德论看中国法制的发展

富勒的内在道德论确立了自然法中的程序自然法。通过与哈特的论战,富勒提出了的法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这一划分,使分析实证主义主导下的法律世界重新审视自然法。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富勒向我们描绘和展现了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愿望品质,同时指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本文就通过对富勒法的内在道德论的研究来分析我国法制的发展历程。     

法治与德治互动结合发展研究——以对欧美法学家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为视角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的范畴,就是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关系。这是法学、特别是法哲学的一个重大而艰巨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论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法律强制;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对欧美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便于正确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实现法治与德治的互动结合。     

关于法治文化的若干思考

与普法一样,法治文化是时代的产物。通俗地说,法治是＂依法而治＂,是一种社会强制性规范;文化是＂以文化之＂,其本质是＂人化＂,具有＂物纵横而无亥,引导人从善”的含义。因此。二者相融而成的法治文化，则具有了引导人心向善的社会规范理念和法治文明精神，其直接意义是使法律能够转化为社会所遵崇和信守的一种文明理念和习惯。     

法律至上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围绕法律而展开的多元主体公共参与的、以自由秩序为目的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中,虽不排除治理主体对法律之外的其他多元社会规范以及经由这些规范调整形成的多元社会秩序之依赖,但多元社会规范,是存在于法律调整射程内的;多元社会秩序,是统揽在法治秩序中的。因此,强调并坚持国家治理及其创新,就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和宗旨。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制度解析--新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及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理论中的永恒主题 ,以往的解析由于过多注重于抽象层面而使之始终显得扑朔迷离。新制度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实证方法 ,从制度的构架、关联、绩效和变迁的视角 ,对法律与道德的共存、互动、作用和选择等关系进行制度分析 ,以求为解读该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形象的理论智识和分析方法 ,并对我国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