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启蒙思潮再探讨

“戊戌变法”既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从其思想启蒙方面，作一概略评述．以纪念戊戌“变法”运动一百周年。“戊戌变法”与启蒙思潮互动“戊戌变法”前的启蒙思潮是为变法提供理论与思想而发动的。启蒙思潮在全国形成一种思潮，与1894年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失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多次被西方列强所战败，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已为国人所预料之中；而甲午之战被同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东方最小的日本所战败。而且失败之惨重，则是国人所未曾料及的。因此，引起全…     

中日两国近代化异途简论

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但起点却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被迫开启国门，都是想以学习西方而图自强，但最后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成功实行了民主转型，国力大增，开始了向外扩张。而中国虽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国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更加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     

西方文化“请进来”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变奏曲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全面吹响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号角，我国还要不要把西方文化“请进来”值得深思。详细梳理中国共产党91年来对“要不要向西方学习”、“怎么样向西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习什么”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书写了一部不断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和观念文化的“三部曲”。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深刻反思和合理借鉴我们党把西方文化“请进来”的原则、立足点、方针、方式和难点等，对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有裨益。     

戊戌维新中的官制改革

戊戌维新中的官制改革胡建华发生在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它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领域，其中以变革官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这场变法维新的中心内容。在维新运动兴起和...     

戊戌变法的文化缺失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一场新型的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世界上难度最大、时间最短的变法.由于它自身的文化缺失,没有实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埋下了戊戌变法遽然夭折的深层文化原因.     

论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流变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军事的威慑而谦恭于西方文化,由最初的洋务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托古改制,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向民主与科学看齐,这是一个由器物及于制度以至文明本身的省思过程。其是否真正有利于中华文明的重建,未能定论。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苏,到90年代"国学热"兴起,传统文化逐渐回归理性和自信。     

知识分子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变革的初次尝试,只存在了很短时间,它的失败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然而,它的影响并不因它的失败而告终结。戊戌时期所介绍的西方学术思想,适应了由物质层面改革向制度层面改革转变时期的社会需要,打击了“君权神授”思想,唤醒了人民的自主意识和竞争精神,为民主的变政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梁启超“破坏主义”思想透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1903年,是梁启超一生中颇具特色的时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则更是如此。在此时期,梁启超全面而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结合戊戌变法以后的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破坏主义”即其一端。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健全完善地方分权

今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东亚地区分权化报告,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东亚地区分权化的成就、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挑战应当采取的措施。此次报告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值得我们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地方分权?美国学者谢淑丽(SusanShirk)曾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她在书中问到: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她的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高度“地方分权化”的经济结构。“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并且她还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观

东亚是“非西方文化区”、在欧美，普遍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因为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资个主义无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重了西方的这一倾向，甚至置疑“东亚模式”能否成立，至少是这个模式已终结了，果真是如此吗？东亚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东亚模式”同西欧模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东亚文化也确实含有重大弱点，这正是为什么产业…     

京师大学堂:一个世纪前的教改成果

一个世纪前发生的“戊戌变法”，乃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维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只经历了103天，但是，“戊戌变法”期间，却开始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以后这些初露端倪的新政，被“戊戌政变”的全面复辟几乎统统否定了。但是，其中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却得以幸存下来。估铭为百周不公文改不京师大学堂，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经批准成立之日起，直至1904年2月6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经批准与全国学务分开之日止，先后存在约6年，一亘统管着全国的学务工作…     

魏源“师夷”思想与湖湘文化精神

魏源的“师夷”思想，就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魏源早年接受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幕僚生涯中，参与了大量的改革，接触到底层社会，对西方先进东西多有了解。魏源也为“夷师”，他的著作，输入日本，在明治维新产生一定作用。“师夷”思想，扩大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对近代的中国文化与革命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了解和反思西方本土人类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 题的认识。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重新提出、讨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 批评反思和对其文化霸权的解构，同时也是为了消解国内文化“殖民遭遇”和填平“文化鸿沟”， 进而创建起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本土人类学体系。人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而 是互为参照、相互依存的。     

继承五四的忧患、担当、包容、改造意识

我觉得“五四”有几个意识应该受到重视。第一是忧患意识。“五四”时期，当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接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弱势，“五四”前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就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我认为“五四”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有一个问题我很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能肯定古代历史上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但是却总是对“五四”的向西方学习颇有微词呢？     

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     

余英时的文化情怀

余英时既反对极力维持传统文化，也反对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在余英时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和表现。余英时认定中国文化是“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止”、“定”、“静”、“安”。通过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价值系统对人类最为关注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问题的态度的比较，余英时既指出了中国“内向超越”文化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合理成分及其现代意义。余英时提出文化重建必须以文化“自性”为前提、以文化传统为根本、以融合中西为起点、以严守学术为保证并且做“退而织网”的功夫。余英时在海外所做的工作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研究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精神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余英时的文化情怀正是他的中国情怀。     

F戊戌变法找错了主子

<正> 张培刚教授在香港大学作演讲时说,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问题。明治维新很现实,拥护明治天皇,实行改革。可是戊戌变法人物,改革精神可嘉,但却找错了依靠的对象,他们找到光绪皇帝,没有找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假如当时找慈禧太后,尽管她比较保守,但她基本上是同意维新派的改革主张的,她实行20%——30%的改革,比不当权的     

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李瑞棻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但人们往往集中关注变法前台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六君子”等，却忽略了幕后主使李端菜。史学家史继忠先生以有别于正史的独到笔触，娓娓陈说这个生于贵阳死于贵阳的李端菜幕后台前的故事，读罢费人猜量：如果没有李端菜，还会不会有康梁变法？如果没有李端桑，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北京大学、贵阳一中？如果没有李端桑，谁会开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传统文化面貌？     

悲剧教育的现代意义

悲剧作为一种崇高的美，是西方古代的一个主要美学范畴，“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语用中包含三层意思：一、作为一个戏剧种类；二、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在西方，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由于作为戏剧类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