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制度研究

侦查讯问制度是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调整对象的.由于侦查讯问活动只是获得犯罪嫌疑人陈述的手段,侦查讯问制度实质上是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冲突与平衡的产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制度是以承认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尽管各国仍十分重视犯罪嫌疑人陈述的积极价值,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却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的自愿性为核心的.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配置严重失衡,由此引发了许多问题.因而,对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着眼于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性的保障,并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侦查措施之一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是侦查活动的必经程序,在侦查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侦查讯问虽然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最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等方面一直受到大家的诟病.侦查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与现代法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侦查讯问过程中现存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足,比如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无沉默权问题、刑讯逼供问题,从而也导致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律层面上对侦查讯问制度进行完善,同时也应通过引导人们的法制观念和侦查讯问部门的执法理念来解决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对侦查讯问合法性、公正性的思考

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是指侦查讯问活动按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主体、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地点、讯问的顺序、讯问时应当保障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要求来开展;侦查讯问的公正性,是指侦查讯问的实体内容和讯问程序过程要体现公平、公道、合理、正义等价值目标。但我国现阶段的侦查讯问仍存在着不公正性的问题,要克服这种不公正性,可以确立有限沉默权的原则,完善立法,提高执法理念。     

浅析侦查讯问既得实体价值和程序性价值的平衡问题——以超社会正常评价体系为根本视角

公正和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在侦查讯问中有其具体体现和要求。在侦查讯问中,公正和效率之间的本质关系是侦查讯问既得实体价值和程序性价值之间的平衡问题。在方兴未艾的世界法治化潮流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目标的推动下,如何在侦查讯问中秉承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之理念,实现侦查讯问既得实体价值和程序性价值的平衡,是司法体制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从超社会正常评价体系的视角,对于这个问题做一些浅薄的初探。     

论讯问谋略的合法运用

侦查讯问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侦查讯问活动的对抗性。在对抗性的侦查讯问活动中,讯问谋略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 讯问谋略的运用过程具有潜在危险性,因此,侦查讯问实践必须厘清讯问谋略与非法方法之间的区别:掌握合理合法运用讯问谋略与 甄别非法讯问的实践标准。     

论侦查讯问的合法性

本文立足于侦查讯问的立法现状,阐明侦查讯问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立法的初步构想。文中指出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规范公安部门的侦查讯问活动,不仅使侦查讯问活动在理论上找到合法依据,而且为更好地保障讯问对象的合法权益,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完善侦查讯问的立法体制对维护司法权威,保证司法公正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合法权利的保障与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沉默权制度与侦查讯问之关系辨析

实行沉默权制度以后,在侦查阶段受到冲击最大的措施是侦查讯问。主要表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即权利告知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预防侵权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律师帮助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侵权救济规则对侦查讯问的制约。侦查实践中,并非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张沉默权,沉默权确立后,口供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同样重要。如果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刑事政策真正体现到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制度无疑将促进侦查讯问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程序公正价值的缺失——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反思

侦查讯问程序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刑事侦查讯问程序公正价值的缺失,提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具体方案,注入程序公正因素,以契合现代法治国家理念。     

论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兼论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侦查讯问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包括:禁止先行讯问原则、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讯问程序法定原则。我国现行的侦查讯问制度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配置严重失衡,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因而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的价值功能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问案件事实的一种侦查行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追求侦查讯问价值功能的平衡,相互参照借鉴两大法系的合理因素、相互融合对方的合理之处,实现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之间的平衡与公正,具体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努力构建平安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庭认证制度的思考

认证的过程就是法官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据力和证明力的认定过程。认定的对象不同,其认定的主体、时间、方式等也应当有所差别。目前我国法院系统有关认证的做法,是司法改革中各法院自行实践的结果。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庭审认证极不统一,影响了认证制度的法律效果。     

法律全球化：争论与出路

围绕着法律全球化问题,我国学者产生了有没有、要不要和如何进行的三重争议,由于这些争议是在没有对全球化做出前提性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总是陷入事实与价值两极之争的困境之中。我们引入“过程”论来理解全球化的思想,意在指出从发展路向上看全球化有不同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内在规定性。从当下的阶段来看,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联结为一个异质的整体,从性质上说这个整体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它们一起对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制度和理念起着规制作用。理解这种“过程”论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换现代法的精神,即促进权利范式的发展、培育新的自由理念和参与全球法律制度竞争与全球治理。     

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和单子式个人主体性为核心.这种普遍的行为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教育,造成教育培养的人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价值的关怀.教育的内容为科学世界所独霸,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实证主义带来的客观的、科学的知识观,使知识丧失了情境性和主观性,使教学成为对知识的占有,而不是思想的生成.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使教育过程呈现出主客对立关系,取代了本该存在的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关系.教育的现代性,异化了完整的人,也异化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教育的现代性,进而超越教育的现代性,使教育"返璞归真".     

试论高校内部管理法治化

高校内部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现代高校的管理权力的法治化要求实现对管理权力的法律治理。高校管理权力运作越来越依赖于一个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其过程和结果要充分表达制度理性、程序公平、结果正义。如果说在以往高校内部管理的功能的最初指向是秩序,而后逐渐地转向了公正并通过更多的公正来实现秩序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高校内部管理法治化的内涵成为公正的一个重要渊源进而也成为现实秩序的价值基础。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制宪:一种宪法学的解读

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目标和价值共同体 ,欧盟制宪既是欧洲一体化进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欧洲一体化深化和扩大的现实需要。用宪法学的理论分析欧盟制宪的动因、宪政基础 ,有利于从理论上解决欧洲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也有利于向世界范围扩展宪政理念。     

法律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能否全球化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是知识产权法学者值得深思的问题.认为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是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而知识产权法的功能和作用则是其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从区域化向全球化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则为其实现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差异,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矛盾,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发展不平衡、地域性差异、利益冲突和不同的价值取向.     

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事实认定关系考察

犯罪认定是一个动态的价值判断过程，司法三段论是这一判断过程的逻辑体现，在寻找大前提、确定小前提以及大小前提涵摄判断的过程中，犯罪构成理论并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因为犯罪的认定与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也不会影响犯罪认定的结果。犯罪构成理论只是针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理论解读和体系建构的结果，作为解释结论它被解释对象和解释主体的前见所决定，在解释对象即刑法规定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是不同解释主体从不同逻辑前提出发所作的不同解释选择。     

寻租理论与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改革

寻租理论对于律师收费改革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的制定与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设立是政府对市场调节的一种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寻租机会和寻租活动。正确界定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使其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已成为律师收费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从民法方法论的进化到解释规则的形成

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通过利益衡量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长期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把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变成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