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出庭应对机制研究

应新刑诉法要求基层检察机关公诉人全面出席简易程序案件庭审,这虽是刑诉法中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但公诉人该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却是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公诉人办案情况以及出庭经验的分析、总结,对建立科学合理的简易程序出庭应对机制进行了研究.     

新刑诉法视角下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比较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针对律师在场与合适成年人参与是否可以合二为一的问题存在许多争议,律师是否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是争议的主要焦点。笔者结合新刑诉法,对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概念、联系、区别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权利属性、适用范围、人员条件、作用、工作方式、可行度六方面阐述了两种制度的区别。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发回重审制度之建构

刑事诉讼二审中的发回重审制度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修改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文章比较分析了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借刑诉法修改之际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希望新法能够对此进行明确合理地规定,让正义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浅议马克思“交往”范畴与哈贝马斯“交往”观之比较

本文分别对马克思“交往”范畴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观进行阐述并比较后指出,哈贝马斯关于扬弃交往的异化、建构合理的和健全的社会关系的种种设想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其“理想语言环境”的构想也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但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还是能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某种借鉴。     

论刑事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牌,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革新。通过对修改前后的刑诉法的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侦查监督已大大向前迈进。本文拟通过对刑诉法修改前后的侦查监督机制的比较,阐明我国侦查监督机制已趋于完善,并对其进一步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颁布实施。这部新刑诉法针对一九七九年刑诉法的许多问题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补充了一系列的条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规定。本文将对这一规定在实施中对讯问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主体及程序设置刍议

修正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了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为公、检、法机关,但并未明确实施主体.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司法实践及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中社会调查实施主体存在的问题:要么不能客观、全面调查,要么无力深入调查,要么无法全面推广.为此,笔者认为应由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共同担任实施主体,并对两部门该如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调查报告,提出管窥之见.     

进一步完善《刑诉法》的重大举措──公安部法制司副司长郝赤勇谈《刑诉法》的修改

进一步完善《刑诉法》的重大举措──公安部法制司副司长郝赤勇谈《刑诉法》的修改本刊记者郭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修改后已经公布，这次修改是对１９７９年公布实施的刑诉法的一次全面修改，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公、...     

侦查机关拒绝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侦查机关对律师介入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其原因主要是对律师的误解,认为律师介入增加侦破难度、害怕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毁证等。对此,文章提出从立法、沟通、提高认识、取消违法规定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期保证刑诉法的正确实施。     

确立正确的立法思想最为关键

2011年第26期《民主与法制》,既有《律师维权在北海》的系列报道,又有《刑诉法大修:行进中的程序正义》这样的深度分析文章,刑事审判的程序正义问题,再次引起全民的关注。北海案对推动律师执业权益保护意义重大,但过高估计它在整个刑诉法修改中的意义,并不妥     

刑事辩护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福利？

“满天星，亮晶晶，还有几片乌云遮着几颗星。”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在一次论坛中谈到新刑诉法时，以此诙谐的语言作了如上评价。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实施，可能见仁见智。正如老教授生动形象的比喻，新刑诉法虽然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此次修改确实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满天繁星中无比耀眼的一颗，笔者认为，当属刑事辩护制度了。     

新刑诉法实施600天

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后，尚权律师事务所就酝酿发起了对新刑诉法实施与完善为期三年的调研项目。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到了第二阶段。尚权所通过搜集数据、本所律师在办案中对自己承办案件过程作出记录以及从网络媒体寻找案例等方式，形成各个时间段的调研报告。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发现、 创新和限度

发现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一个起点，也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起点。发现从来是在一种比较中进行的：文献的收集、经验的获得和专业感觉都可以有所“发现”，并在这种发现中提出研究的主题，通过一定的叙述将一些潜在的或是人们视为司空见惯的事物或本质显现出来，并加以系统表达，因而发现也就成为了一种创新。比较政治学的“发现”是指通过对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比较，对已有或即将发生的政治现象、政治观念和政治经验的某些差异和新颖之处进行审视、论证和再现活动。涉及主题提炼、方法运用、核心概念的提出和叙述的展开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后两者更反映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创新特点。由于比较政治学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决定了在比较政治学的“发现”中，既要同中求异，也要异中求同。     

中西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范式与变迁

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由于起步晚、起点低,学科发展主要表现出内容散、碎片化的特征,在深受国外影响的同时,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和拓展性。国外学者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虽然抱守固有的民主论、纯粹市场论思维,但随着实践发展,对传统的研究观点、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在国别研究中对于中国的治理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成就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需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新刑诉法丰富了我国诉权理论

新刑诉法丰富了我国诉权理论王红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通过，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新刑诉法的颁布不仅吸取了诉权理论研究的成果，而且还...     

浅谈比较刑法学

比较刑法学在刑法学中是一门新的学科。笔者就比较刑法学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它的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 现状及其研究方法,以期与比较刑法学的研究者共同探讨。     

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笔谈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据悉,公、检、法三机关已经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实施细则,但对某些问题的规定不尽一致。为了使修改后的刑诉法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本刊约请我校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如何理解和执行刑诉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一次笔谈,他们所提的意见,合理之处可供司法实际部门参考。     

刑事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对刑事指控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是随着现代人权和民主的发展而被提出的，它最早源于英国，美国首先移植了这一制度，并在宪法中予以确认。二战后，人权保障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沉默权制度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普遍确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沉默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①不被强迫自证其罪；②有权拒绝陈述；③不应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已的法律推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没有规定沉默权制度(以下把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相反，我国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我国刑诉法对沉默权没有确认，笔者以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享有沉默权。理由如下。     

论中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民族化、时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具有共同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吸收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共同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同时由于视角、方法和路径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对同一历史进程中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具有理论的必要性、现实的可能性和路径的有效性。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比较研究需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范式,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为根本目标,凸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服务合同立法的比较研究

服务类合同的大量涌现，对传统合同法的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带来了冲击，大陆法国家对服务合同的立法研究十分活跃，制订法或各国学者提出的修法提案所提出的解决路径并不相同。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或立法草案的比较分析，同时结合对相关学说理论探讨。试图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合同法篇服务合同规则的构建找到最佳路径。未来民法典应将各重要服务合同有名化，同时通过构建服务合同的总则性、共通性规则，以解决大量涌现的新型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