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     

法律逻辑的再思考——基于“论证逻辑”的研究视角

形式主义法学的历史困局误读剥离了法律与逻辑的天然联系,然而机械的演绎逻辑观忽视了法律的开放属性,法律逻辑需要一种动态和发展的逻辑观。"论证逻辑"是一种天然的法律逻辑,它善于理解并表达法律的理性特质,包括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法律论证的论辩属性和法律对话的程序理性等。不同于基于后承关系的逻辑,"论证逻辑"实质上是一类关于非形式逻辑和形式论证理论的概括性统称。它的目的是为法律论证实践提供一种分析、比较和评估论证的综合方法,从而在证成司法证明和规范法律程序等方面发挥作用。     

作为法律修辞的逻辑

法律判决书通常表达为司法三段论的模式,因而人们常常误解认为逻辑对法律思维应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逻辑演绎的过程。但是,司法三段论的简单模式不可能是对法律思维的精确刻画,而是借助其理性论证力量增强司法过程及结论的可接受性,即作为法律修辞的一种手段。错误的定位一方面可能招致对司法三段论的错误驳难,另一方面又可能遮蔽法律判决书讲法说理功能的实现。法律推理往往由背后隐含的假设和背后的理念等各种实质要素所决定,当它们存在争议时需要予以明确表达和证明。     

司法审判中法律修辞的效率性逻辑——基于法经济学的考察

在法律修辞的研究中,尽管学者们不断强调法律修辞的非逻辑性,但是效率性逻辑仍旧构成了法律修辞运用中一条隐含的主线。不论是案件审判的法官,还是当事人或者律师,他们都在收益最大化的作用下运用法律修辞。从案件审判的事实认定环节,到法律适用环节,再到情理说服场景,在运用法律修辞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效率性逻辑。但就总体而言,法律修辞的运用应该遵循社会成本最小化这一效率性逻辑,法官、当事人和律师等主体运用法律修辞的收益应该符合这一逻辑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司法审判中充分发挥法律修辞作用,同时避免法律修辞的误用与滥用。     

法律修辞学刍议

建立法律修辞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必要性，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也是修辞理论医治自身“失语症”的迫切任务。建立法律修辞学要注意完善手段体系与对象体系，在扬弃结构主义不良影响的同时注意自身的形式化建设，在承认其语言学属性的同时置之于法律文化的大背景中。     

非形式逻辑的合法性

非形式逻辑是大学逻辑课程回应现实生活需求而产生的论辩或论证的逻辑。非形式逻辑合法性的理论辩护在佩雷尔曼、图尔敏和汉布林等哲学家的论著中找到了理论先知。非形式逻辑为关注和研究实际论证的重要的逻辑特性开辟了新道路     

论修辞艺术在广告标语中的经济价值

随着经济建设的日益繁荣,修辞艺术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修辞是广告标语创作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广告标语商业目的重要手段。修辞在广告标语的经济价值高低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修辞策略在广告标语中实现的实际效用;二是修辞接受者从中获得的满足程度。因此,从语言经济学视角,运用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从广告标语修辞主体(即企业、广告商)和受众(即消费者)两方面来分析修辞在广告标语中的经济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能为广告标语的创作提供借鉴,同时也为修辞学的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浅谈法律语言中的模糊修辞运用

模糊修辞是汉语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法律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 ,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修辞的使用也大量存在。本文试图对模糊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运用及效果进行初步探讨     

非形式逻辑与法律论证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它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论证。非形式逻辑的发展扩展到法律领域,引起了以法律论证为主要方法的转向。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关于法律逻辑研究对象的探讨

法律逻辑属于逻辑学,它是逻辑科学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因而是应用逻辑的分支学科。法律逻辑不仅运用形式逻辑的知识,还运用辩证逻辑的知识,以及语言逻辑,论辩逻辑等逻辑知识。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法律概念、法律推理、法律工作者的思维过程、法律逻辑的分析方法,如传统形式逻辑的定义、划分、概括与限制、演绎、归纳、类比等方法以及辩证逻辑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和抽象分析相结合、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等。     

论基于逻辑观的法律推理之规定性与描述性

司法活动法律推理不仅表现为形式逻辑的推理,还存在着非形式逻辑的推理。形式逻辑法律推理反映了法律推理的规定性,意味着法律推理的过程不是随意,而是受一定逻辑形式的限定;非形式逻辑法律推理则反映了法律推理的描述性,突出推理过程的主体互动,以实现法律问题的合理解决。现代法律推理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法律推理的规定性特征下,应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有效性;同时在法律推理的描述性特征下,应力求实现法律推理的切适性。     

基于商谈理性的刑法论证之实践展开——以新近几起法律讼争为例

近期在网络空间及大众媒体共同构建的公共话语维度发生的多起法律论争越来越表明,当前的司法裁判机制与社会对司法公正之期待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尽协调的地方。作为解决方案之一,法律论证思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并得到了阿列克西法律论证规则体系的支撑。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法律论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论证过程中强调言说者的论辩、质疑以及表达期望、立场和需求的权利,强调论证参与人的真诚、逻辑的一以贯之、话语含义的共通以及论据的相关性和证明力是司法行为正当性与可接受性的坚实基础。     

问题与立场：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既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论言辞性法律修辞在法官判决书中的运用场域

法官在判决书中对于法律的适用和法律事实的认定,需要运用言辞性的法律修辞进行法律论证和叙事：一方面,结合具体的案情语境,对抽象法律原则加以准确的解释,对模糊的法律概念加以释明,对僵化的法律规则加以弥补;另一方面,将社会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抽象出的事实之下,借助说服因素所带来的情感认同、经验认同、法律认同。这在法律规范相对僵化、不确定,法律原则具有概括性,事实具有言辞依赖性的场域下,对于增强法律论辩和判决语言的说服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代中国修辞哲学论略

修辞哲学从哲学层面看,主要研究修辞行为与修辞所依托的语言之意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修辞学层面看,修辞哲学主要偏重于研究修辞的实际使用。文章认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主要表现在：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分野、显性与潜性理论、零度和偏离理论三个大的方面。这三方面都是二元论辩证法与一元论形而上学观的较量,体现了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特点。     

认知先于修辞: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核心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演化过程中,有一个迄今尚未得到清楚认识的原则性转向,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知先于修辞"的原则向后世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先于认知"的原则的转向.依照前一条原则,理论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揭露真相、发现真理,其间,修辞服从认知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理论就是科学,反之则是意识形态.可依照后一条原则,对理论来说,为谁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是首要的事情,至于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反倒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认知必须服从修辞的需要;据此,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这一转向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修辞学转向",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转向.     

法律论证理论在不起诉决定中的运用

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做出的重要的法律决定之一，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时说理性较差，只简单罗列理由，缺乏逻辑基础和严格的论证，同样会遭遇“明希豪森困境”。法律论证是一种确立法律结论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的方法，将这种方法引入不起诉决定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在不起诉决定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论证方法和模式，本文将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尝试性的运用在不起诉决定的证立上，如果在不起诉决定过程中引入法律论证理论，那么必须在程序上做相应的变革。     

法律推理在现代司法中的转向

现代法学从应然与实然、语言与现实、规范与事实以及现代逻辑的发展和法学主张等几方面考察了建立在经典三段论基础上的法律推理的功能限度,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将确定的法律适用于相应确定的事实,而是作为法律推理前提的法律和事实本身的相对不确定,即法律规定与相对的事实之间完全可能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法律推理依赖于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以此来克服制定法逻辑体系的僵硬。法律推理已经超越形式逻辑领域的固有意义,进入实践推理和价值判断范围,推理在法律领域与逻辑视角间产生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双重变化,必须在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价值与逻辑赋值之间重新建构法律推理的框架。     

从修辞活动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

汉语修辞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探讨修辞活动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要把重点放在观察分析汉语修辞特点的基础上,了解汉民族特有的修辞心理特征。这样,既可以比较科学地分析、解释汉语修辞现象,又可以逐步建立符合国情和体现民族特色的修辞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