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社区推动脱贫攻坚

扎根城乡社区是精准识别贫困问题的基础。扎根社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既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坚持的信念,也是社会工作在开展扶贫过程中进行精准识别的工作方法。无论是个案救助,还是"五位一体"(政治参与、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的社区能力建设和社区减贫,都要重视把党的群众路线和专业方法结合起来,并积极加以践行。     

贫困地区两种异地开发扶贫路子之比较

异地开发扶贫是扶贫工作的新突破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贯穿着贫困与反贫困的斗争。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困问题，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我国的反贫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8——1985年间，联产承包变革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贫困程度大大缓解，是大幅度减少贫困的阶段；1985年以后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开发扶贫领导小组和专职扶贫协调机构，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扶贫，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扶贫机制，揭开了我国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的序幕，取得了一定成绩…     

法律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方略,在精准扶贫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逐步走向法治化。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与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有不同维度的耦合性,宪法第四十五条可以作为精准扶贫的政策依据和权利来源。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具体落实了宪法第四十五条的物质帮助权,具有完整的构成要件规范,可以作为精准扶贫的请求权基础。在法律意义上,贫困是主体支配和控制的社会稀缺资源不能满足其生存和体面生活的社会现象。但是贫困在法律层面上仅体现为人的行为能力的不平等,人的权利能力始终是平等的。这是贫困主体不因贫困而遭到歧视并要尊重贫困主体的主体地位的法理依据。     

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释义与机制构建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贫困的两个阶段,一般先解决绝对贫困,再解决相对贫困。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扶贫随之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贫困发生理论认为,贫困问题成因复杂,相对贫困长期存在,为此,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推动脱贫和防止返贫。有效解决相对贫困,既要遵循理论指导,又要结合中国实际,从调整扶贫战略、界定扶贫标准、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加强返贫治理等维度入手,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聚焦百姓期盼 实施精准帮扶

<正>当前,常州市扶贫开发工作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到缓解相对贫困、推进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阶段,总体上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扶贫政策不够完善、扶贫合力不够有力、扶贫力量有待加强、保障机制不够精准、自我发展动力不足、扶贫宣传不够深入等短板。     

教育扶贫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教育扶贫研究,是建立在广泛认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即承认教育的扶贫功能这一基础之上的。教育既是贫困的内容,也是贫困的原因;既是脱贫的目标,也是脱贫的手段。教育扶贫主要是指针对贫困地区致贫的教育因素,切实加大作用于贫困人口的教育资源投入和资助,努力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进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扶贫方式。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精准扶贫是教育扶贫的根本工作机制;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精准扶贫是教育扶贫的重要保障。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教育扶贫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要使贫困人口彻底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一个有效措施就是加强教育扶贫。     

受教育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展——齐玉苓案的启示

受教育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是公民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础条件之一。在人权体系中一直被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保护。因此,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受教育权作了明文规定,我国《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当然,受教育权的最终实现,除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外,也离不开司法的最终保障。2001年8月13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应更加注意承担社会责任

无论是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看，还是从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经营战略和企业生存哲学看，都要求企业在当前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在主体、方式、格局和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模式是应对贫困治理严峻形势,提高扶贫成效的需要;也是减少社会排斥,实现扶贫过程中公平的价值目标的需要;还是克服碎片化贫困治理,促成贫困治理中主体合作与协商的需要;更是遏制扶贫腐败,形成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需要以及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扶贫信息的共享与整合的需要。构建农村协同扶贫模式应从主体的协同、观念的协同、信息的协同、制度的协同和过程的协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提升扶贫治理效果,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将精准扶贫模式纳入法治化轨道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必经之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的精准扶贫工程需要将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等进行科学严谨的分工,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帮助我国贫困人群更快脱贫致富。     

网络用户低龄化及网络文化低幼化趋势研判

网络用户低龄化和网络文化低幼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网络素养提升和网络综合治理的问题。当前,无论是从网民年龄结构还是从未成年人的网民规模来看,中国网络用户低龄化的发展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网络用户低龄化助长了网络文化低幼化,以至于造就了全民孩童、即时享乐的泛娱乐化、庸俗化思潮的兴起。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和技能应用是需要长期引导和培养的,网民特别是低龄网民的网络素养教育,应成为国家、社会、学校以及每个家庭都高度关注的课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权和个人主义问题

人权问题,即个人权利问题,在我国目前社会条件下,既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正确对待的现实问题。我们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分析和研究这个问题。 一 人权的一般规定 所谓人权,通常是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并为每个人的利益而成立的基本权利。具体来说,它包括个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独立自由平等权利三个基本方面。     

教育扶贫深入发展的路径探索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加速贫困地区脱贫摘帽。然而,当前教育扶贫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需要我们树立科学先进的精准扶贫观念,从根本上探索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蓬勃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全面切实地实施教育扶贫工作,推动教育扶贫的深入发展。     

从理解到张扬:现代慈善生态建设的逻辑前提

慈善的伦理意义在于它是以“爱”为内在基点,以“予”为外显标志,以“恩”为互动元素的道德实践.慈善既是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社会主体在“风险”生存境遇下的互助需要,还是社会分配格局的外在调适.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需要立足于三个维度,即慈善主体的普通人转向,慈善方式的互利性包容以及慈善反馈的社会责任彰显.     

消除贫困与人权保障：中国的进展与反思

在全世界的人权保障事业方面，贫困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脱离贫困的权利能否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尚有待达成共识，但至少它已经是人权领域一个无可回避的焦点。本文拟深入讨论消除贫困对于人权保障的意义，并在这一论题下回顾中国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检讨与反思。     

总体性扶贫模式的优势、局限及其破解路径

总体性扶贫是扶贫主体从生产、生活、家庭和福利等方面为贫困农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一种扶贫模式。它改变了以往"输血"式扶贫导向,增强了为贫困户"造血"的功能,契合了贫困户家庭生产周期和家庭发展需求,既可维系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又可保持农村社区的活力,避免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性扶贫也面临诸多瓶颈,可从强化扶贫企业社会责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扶贫企业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总体性扶贫模式。     

中国的人权观和人权进步

《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一个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政见、社会财产、宗教等,都享有人权。不管富人、穷人还是社会身份不同的人,在享有人权上,人人平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和发展人权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是国家独立、人民当家     

创新扶贫理念 拓展扶贫领域 全面开创全社会参与的统筹扶贫大格局

正社会扶贫工作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开展社会扶贫工作,不断拓宽社会扶贫领域,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体现、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又是弘扬中华民族扶贫帮困传统美德的时代需要,也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武隆县把社会扶贫工作作为最大的民     

贫困区域收敛与新时期扶贫开发研究

农村贫困正在以不同的新形式出现和累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新时期，特殊类型地区依然是我国贫困的重灾区和扶贫主战场。改变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状况是彻底打赢扶贫攻坚这场硬仗的需要，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稳定的需要。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扶贫机遇前所未有。但是，要解决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发展，就得从资金投入、统筹发展、机制创新和能力培养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建议国家加大“生态扶贫”的政策扶持力度

正一、中国扶贫的五个阶段和五种方式中国扶贫,从发展阶段看,经历了五个阶段;从扶贫方式看,出现了五种扶贫模式。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导致这一时期大面积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因此,制度的变革就成为缓解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