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腐败存量与增量的平衡机制探讨——基于“技术—价值”的分析框架

当前腐败存量与腐败增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呈现为较大的基数水平。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并使其维持稳定的动态平衡,可以尝试以技术和价值为方向逐渐实现。研究围绕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问题,通过对G市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调研,结合地方官僚系统运行逻辑及其外部性的理论考察,着力探究腐败存量与增量平衡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为目的。在学界提出的腐败公式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与政治、经济等行政生态环境相匹配的腐败增量与存量平衡机制,以期为后续探索"减存遏增"问题、提高反腐工作水平提供参考和依据。     

腐败增量与存量: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腐败增量和存量是在十八大之后高压反腐实践中新提出来的核心概念,由此形成的官方反腐败政策一直是"遏增量"和"减存量"。十九大之后,该基本政策继续保持。因此,准确定义这两个概念并深入进行相关研究十分重要。腐败的严重危害后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反腐败重要原则,决定着人们对于腐败增量和存量的正确态度和政策主张,即必须遏增量和去存量。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成效卓著",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有鉴于此,政策重点应由"增量"转到"存量"上,且应当把"减存量"调整为"去存量"。在遏增量上,应扩展视野;在去存量上,应采取新策略。     

党纪处分在预防腐败犯罪中的价值分析——以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为视角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反腐进入国家层面的新高度。集中力量,高效反腐无疑是本次改革的根本目的,然而目的的实现,却受限于刑事处罚在预防腐败犯罪中的功能性缺陷,即一般预防的手段单一和特别预防的评价性缺失。重新审视党纪处分在预防犯罪中的价值,党纪处分不是刑事处罚,但为了弥补刑事处罚在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中的功能性缺陷,可作为刑事处罚的有益补充,纳入法规范中。在处理党纪处分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时,应区分程序范围与实体范围。坚持程序范围内,党纪处分优先启动;实体法范围内党纪处分不能代替国法。     

新加坡警察廉政执法建设的成效及经验分析

新加坡警察系统的反腐败经验显示,只要执政党有锐意改革的政治愿望,则减少警察腐败是可能实现的目标。新加坡警察系统的反腐举措能够为我国公安队伍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提供学习经验:第一,国家政治高层和警察领导层必须致力于控制腐败;第二,应实施全面的反腐败战略,从源头进行控制;第三,依赖一个独立的特别反腐机构,例如贪污调查局或廉政公署遏制警察腐败,不能依靠警察部门自身遏制腐败,避免利益冲突。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犯罪依然频发,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犯罪,需要对当前反腐败刑事政策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我国腐败犯罪现状基础上,结合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遏制腐败犯罪的建议。同时提出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要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并进,要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大局相一致。具体来说,必须做到宽严相济、坚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策略。     

论腐败与黑社会犯罪

腐败与黑社会犯罪是一对孪生子,腐败是黑社会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基础和条件,黑社会犯罪为腐败分子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以帮助腐败官员摆平麻烦减少阻力,使腐败更加变本加厉。打击黑社会犯罪必须与坚持反腐结合起来,同时要深化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对腐败与黑社会犯罪相互依存的严重危害性有清醒认识;在加大腐败查处力度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反腐的法律制度;建立反腐与打黑联动机制;公安机关在发挥打黑主力军作用的同时要主动配合做好涉黑案件中腐败线索证据的收集及移送工作。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及其出路

腐败是所有政府的通病,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反腐实践中,传统反腐手段由于种种原因作用不明显、不充分,公众转而寻求网络进行反腐。网络反腐作为多元主体围绕反对腐败的共同行为,有其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存在着职能定位不清、运作机制不健全、主体意识和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困境。加强和推进网络反腐应进一步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支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网络反腐伦理。     

对当前反腐败领域几种错误认识的思考

在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只重惩治论、重刑反腐论、选择性反腐论和制度性腐败论,这四种认识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误导性,严重影响对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需要我们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对其错误之处坚决予以指出和纠正,为推动我国反腐败工作向前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及策略保障

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强调,我国将从运动式反腐、治表式反腐逐步向法治反腐、制度反腐推进。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反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腐败赦免论"与"高薪养廉"为公权力的腐败提供了两个解决策略,这两种策略也将成为反腐败根本路径实现的制度保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精神利益在民事立法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认同和保护,而在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在其人格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时,却仅能要求提起物质损害赔偿,也不能就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使得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民事和刑事两个法律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其实在国外的立法中早已有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应当一方面通过借鉴别国的立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辅之我国民事立法中的有关内容,建立一套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程序,并日渐将其进行完善.     

我国刑法实施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法的实施,在刑法理念更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障人权、宽严相济和尊重国际化趋势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总的来说,刑法实施六十余年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但是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这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也让刑法的实施面临了不小的挑战.展望刑法未来的实施,我们要继续坚持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促进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唯有如此,我国刑法的实施才能朝着更为科学、文明、人道、公正的方向发展.     

浅述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污点证人因作证而享受原本应受刑罚的全部或部分豁免。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公正与效率、利益均衡和教育刑、目的刑理论的兴起,而且从目前的现实而言,污点证人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应在借鉴国外关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我国刑法解释中的类型思维与形式立场--以虐童事件的入罪问题为例

对于虐童行为是否定罪、应定何罪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刑法解释立场，在当前法制转型期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下，用类型思维解释刑法更具合理性，且应坚持刑法解释形式解释的优先性，不轻易突破文义的本来含义。这既是严密法网，贯彻罪刑法定，也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适用范围的限定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德国,在日本得到发扬.但现阶段期待可能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然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方兴未艾,却出现了滥用之势,有必要厘清其适用之范围.首先,不能以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检验罪过存在与否;其次,没有法律依据不能以缺乏期待可能性作为出罪根据;再次,期待可能性理论只适用于稀罕案件...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既符合法的正义价值,又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同时还有利于撕掉犯罪标签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但目前在我国实施还面临一些困境,即该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冲突,制定主体不适格,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和配套实施机构,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因此,只有在充分的法律准备下才能在全国推广和实施.     

比较视野下的媒体监督与刑事裁判之关系构建

媒体作为我国刑事裁判权外部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运行的监督发展尤为迅速。媒体为了对刑事裁判权进行有效监督而夸张发布一些新闻报道却适得其反。媒体的肆意报道破坏了刑事裁判权的独立性,由此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媒体监督刑事裁判,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透明度、有利于刑事司法权的独立以及有利于抑制刑事司法权的滥用来防止司法腐败,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通过对英、美、德媒体监督与刑事裁判权之关系的域外考察,提出媒体应当加强自身机制监督,同时法官和公众各自加强自身监督机制的构建,进而达到媒体与刑事裁判权协调。     

法条竞合视野下的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

传统犯罪构成四分论在区别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这一重要问题上 ,引发了诸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确保法官能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定罪和量刑。在比较和研究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 ,法条竞合理论中的交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是解决两罪之间区别的最合适的刑法理论     

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刑事司法界为了更有效地对境外腐败犯罪进行打击，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将腐败犯罪中的外流财产追回这一情况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这对我国打击贪官携款外逃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我国刑事司法并没有设立缺席审判帝】度，使得在适用资产追回机帝】追回外流资产时遇到了障碍。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在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打击外逃贪官所面临的困境，在探讨了我国构建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之后，具体提出构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设想，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预惩协同型”腐败治理机制之建构——基于法国《萨潘二号法》的比较视角

腐败治理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国出台《萨潘二号法》着力“强化惩治措施、创新预防方式”，推进反腐主体权力的协同运行，再次升级腐败治理机制。此次改革，法国以完善威慑与剥夺效应、强化发现与追惩能力为核心不断发展腐败惩治机制，以反腐败合规制度为代表勇于创新预防机制，形成贯通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一体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积极治理立法范例。在我国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重叠的历史背景下，倡导腐败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科学借鉴成功经验，应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改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应明确组织实体预防责任、探索监察机关合规监督程序，优化“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