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之罪与罚

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该罪与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有共同之处,都存在伤害他人身体、毁坏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但构成此罪或是彼罪,争议较大。文章通过分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动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侵犯客体以及刑罚适用,与其他相关犯罪作了比较区分。     

职务侵占罪的立法解析及实务认定

职务侵占罪是一种常见多发性财产犯罪,但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中对于如何理解、掌握本罪的罪状及构成要件等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时,犯罪行为人采取的犯罪手段多样,使人感到不易把握本罪的行为本质,对一些犯罪事实难以准确地认定。实践中一些特殊主体有些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单位的财物并非必须是单位所有的财物,也包括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占为己有"应当解释为不仅指归"自己、本人"非法占有,同时也包含归"其他个人"或"他人"非法占有。     

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集体私分公共财物的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十分普遍,使国家、集体财物受到严重的损失,社会危害性极大。原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本罪,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定性和处理感到十分刺手。本文针对这一现状,阐述了本罪名出自199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6条第1款;并对本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讨;最后,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加以分析。     

关于职务侵占罪两个问题的探讨

由于职务侵占罪是刑法修订后新设立的罪名,故在对该罪的理解和认定上尚存在一定的分岐。如怎样理解本罪客观方面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界定本罪的主体等等。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职务”既包括管理事务也包括劳务活动;本罪的主体应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并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人员。     

侵占罪研究——关于业务侵占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业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其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犯罪客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非公务人员,其他人员不能构成本罪;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具有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犯罪目的。刑法学界对于本罪的许多问题,认识颇不一致,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所采取的标准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业务侵占罪中的不少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非打击所有的传销行为,其仅针对"金字塔欺诈式销售"式传销;对于情节严重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仍然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骗取财物"是该罪最本质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传销犯罪都将此本质特征客观外化表现,司法实务中对"骗取财物"应做实质性解释。该罪的主体应当做相对广义的解释,包括传销组织的发起者、核心成员以及各地方传销分支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另外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也应当构成本罪;不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可以根据其行为构成其它犯罪;对于一般参与者不易以犯罪论。     

浅析侵占罪行为对象由的遗忘物和埋藏物

自97刑法设立侵占罪以来,理论界对该罪的行为对象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对遗忘物和埋藏物的理解,更是观点不一,本文借助民法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作为侵占罪行为对象的遗忘物和埋藏物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本罪中所指的遗忘物与遗失物同义,二者的共同本质在于都是财物所有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了控制的财物;而本罪中所指的埋藏物应指发现之时所有人明确的财物.     

论刑法第229条第2款规定之性质

刑法第229条规定了两个罪名: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对于该条第2款规定的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是否独立成罪,其性质如何?学术界认识不一,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观点都不尽全面,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是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一种加重情节。     

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无能力赔偿数额”的理解

“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属于过失毁坏财物的行为，在立法论即解释论上都应当和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有所区分。《解释》将损失数额规定为赔偿后的数额，可以参照易科罚金刑理论证明其相对合理性，不会造成定罪不公平的现象，也未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从一起侵财型案件的定性试论盗窃罪与侵占罪、诈骗罪的区别

盗窃罪与侵占罪、诈骗罪都属于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侵犯财产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攫取公私财物,以及挪用、毁坏公私财物或者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①依其犯罪故意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占有、挪用、毁损等三种类型。②无疑,盗窃罪与侵占罪、诈骗罪都属于占有型的侵财性犯罪,在构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三者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主体都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主观方面都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三种犯罪在构成上如此相似,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三者的客观方面并不尽相同,…     

非财产利益贿赂的犯罪化和追诉标准

“非财产利益贿赂”侵犯了贿赂罪的客体,并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应以贿赂犯罪论处。“非财产利益贿赂”的追诉标准是行为人谋取或为他人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应予追诉。     

贫困大学生人生意义与生命愿景的关系探究

采用中文人生意义问卷和生命愿景量表对477名贫困大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在人生意义总分、人生意义体验上,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在人生意义体验上,城市生显著地低于乡镇生；在生命愿景总分上,男生显著地低于女生,城市生显著地低于乡镇生；在人生意义寻求、生命愿景等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生命愿景、生命控制感上高人生意义者显著地高于低人生意义者；人生意义寻求对追寻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生意义体验对生命控制和积极的生命意义都有显著的预测效用.     

什么是文本的“意义”？——对一种文本意义观的批评

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文本“意义”观:文本的意义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文本的意义不是作品的原意而是读者的理解;作品的原意是不能把握的;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而是由读者赋予的,因而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文本“意义”观是和人们的理解实践相矛盾的,在理论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的矛盾。文本的意义不是任何存在物,它是作品能够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文本一经产生,意义不变,文本的意义能为读者正确理解。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情感与真实--对葛瑞汉和汉森的回应

在汉代以前的中国思想中,"情"的意义到底如何,它与"真实"、"情感"等概念有何关系,是西方汉学家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以葛瑞汉和汉森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认为汉之前"情"在中国思想中意为真实,而"情感"的涵义源于佛教的传入.这种依托西方二元对立理性思维方式的分析,是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误解.中国思想强调主客、内外之间的和谐互补,在这种语境中,"情感"与"真实"的意义在"情"中是内在联系的.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含义和范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多方面修改具有必要性。其中,"消费者"的清晰界定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具有前提和基础性意义。其主要观点是:消费者是最终进行消费的人,包括契约型的消费者和使用型的消费者;消费者仅指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或者接受农业生产技术服务时,为消费者,受《消法》保护。     

基于生命意义构建视野下的公安院校体改生心理健康教育

人是一个意义的存在，意义世界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教育作为一种塑造青少年健全人格的活动，有责任把学生引向意义世界，让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发现和体验生命意义。对公安院校体改生进行生命意义构建的教育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现实需要。     

浅论刑法中的起刑线

起刑线是刑法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它代表着国家追究某些行为刑事责任的基准点.刑法中的起刑线是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某些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设定起刑线是基于法律和现实的要求,具有法律和现实层面的意义.起刑线在刑法分别中具有不同的立法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影响.     

先秦典籍中“仁”字本义试解

关于“仁”的诠释大致可以区分为字源、本义、引申义三类。就本义而论，先秦典籍解“仁”为“亲”，解“亲”为“私”。其思想路径与宋代理学解“仁”为“无私”恰是一相反的过程。     

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

随着我国刑法理论对身份犯、间接正犯等问题研究的深入,学界已开始对身份犯的间接正犯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关于身份犯的间接正犯能否成立的问题上,大陆法系和国内学者均有不同的观点。身份犯的间接正犯问题对于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于相关理论有加以比较、评析的必要。文章将在回顾大陆法系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身份犯的间接正犯成立问题进行阐述。     

意思自治原则的经济分析

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上的自由经济体制和理论上的经济自由学说,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兴起的肥沃土壤。个别利益并不总是代表总体利益,经常自由并不能保证生产和交换的协调发展。意思自治这一私法原则的衰落,原因在于支持这一原则的自由经济学原理存在一定的缺陷。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现阶段,便有了特殊的使命,即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创建的主题——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法律上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