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使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协商民主尤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政治价值,是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要积极适应当前关键发展时期的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和包容性政治价值趋向,切实完善与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社会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大众网络协商民主等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着眼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作用,这对于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

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但是其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政社关系不明确、基层协商制度形态功能定位缺失、基层协商参与主体民主素养较低、网络协商发育不足等制约因素。为此,推进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应多措并举:协调政社关系,推动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区分不同基层协商民主形式的功能,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加强基层协商参与主体的教育培训,培育良好的协商民主文化氛围;搭建网络协商平台,创新协商民主形式。     

论基层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制度模式及协同发展向度

理论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对现实中代议制民主实践的回应。前者专注于论证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的合理性,后者则旨在直面和弥合代议制民主实践与民主价值诉求之间的差距,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功能定位。在中国基层民主实践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分别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选举民主是一种强调平等投票权的零和偏好聚合机制,而协商民主是一种强调平等话语权的共和偏好聚合机制,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不足,两者协同发展是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然选择。     

基层协商民主的公共价值管理:一个实践路径探索

在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被赋予重要的政治地位。然而,实证研究显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情况并不良好,在存在结构性执行困境的情况下,探索更多可行的实践路径尤为必要。公共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范式,以生产和创造公共价值为公共部门的使命和宗旨,对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基层协商民主具有体系性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的目的是促使政府生产与实现这些公共价值。把基层协商民主纳入公共价值管理体系,通过公共价值管理的方式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实践路径,有助于基层协商民主的贯彻和执行。     

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

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完善及发展。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完善选举民主的制度及程序,同时,在现有的协商机制上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选举民主,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的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这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功能,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双轨民主模式

民主是带有普世性的价值目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是实现民主目标的重要模式。选举民主是最直观、普遍的民主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载体;政治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性的民主模式,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典型的制度安排。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与路径优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发生于西方,在实践上中国却早已有之。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着价值、理念和功能上的共通性。在群众基础、价值定位、制度特色和主导力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西方协商民主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存在聚合民意多于公共理性、精英协商明显、被动协商较多、基层协商易流于形式等缺失。应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宽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打造融合性多视角媒体平台,以优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路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基层协商民主的扩散瓶颈分析——基于政策执行结构的视角

基层协商民主的良好扩散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与制度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及随后的政策文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贯彻落实,带来了基层协商民主向全国范围的扩散。然而,由于特有的政策类型的限制,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的执行结构并不优良,主要表现为基层协商民主既不能带来明显的政策收益,也未能充分吸引政策注意力,因此很难产生强烈的执行激励。不良的政策执行结构成为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的瓶颈,制约基层协商民主的扩散与发展。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突出基层协商民主的政策收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容与规范、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激励,是消除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瓶颈的针对性建议。     

在社区协商中实现社区自治

长期以来,社区选举一直是社区民主的主要形式,但它重视的是社区领导人的选举而不是社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重视偏好聚集而不重视偏好形成过程和偏好转换,选举过后,居民在社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难以发挥作用,而协商民主则可以贯穿在社区政治活动的全过程。从社区领导人的协商选举产生,到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规则的协商制定,再到社区规则的协商执行,社区协商民主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在社区领导人的协商选举、社区规则的协商制定和协商执行中实现社区自治和社区民主。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创新、问题及优化——杭州市政协的实践与探索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杭州市政协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推进政协协商制度的整体设计,加强制度化建设,探索政协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相结合,寓民主监督于政协协商之中,加强协商能力建设,形成了具有杭州特色的实践模式。新形势下,杭州市政协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依然面临很多挑战。这需要人民政协进一步提高政协协商水平和能力,推进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明晰政协协商的地位和作用。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的思考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选举是实现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 ,是提升基层党内民主治理水平 (即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总称 )的关键起点 ,是推动基层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环节。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建设必须先确立选举的基本原则和功能作用。保障和落实农村党员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利需要创新的制度化建设 ;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内选举制度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建设 ;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党内选举机制需要严密的程序化建设。     

试析中国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的民主创新

民主创新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种重要机制。当前，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民主创新案例，深刻反映了基层民主发展的活力，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民主创新是在一系列环境和作用机制下产生的，民主创新的动力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其内容形式多样。认真分析总结各地基层民主建设创新经验，这无论是对基层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基层党内民主选举从广度到深度——以四川为例

选举政治是民主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一步.推动党内民主的关键在于改革党的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四川基层民主试验把民主选举作为创新的突破口,从而进一步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面发展.     

浅谈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赣、浙两省个案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020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充分发挥履职职能,需要推进社会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江西"有事先商量"和浙江"圆桌会·请你来协商"是两地关于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从对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是通过向基层引入协商理念、建立协商机制、输入协商资源三种途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此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人民政协通过一定的渠道途径发挥职能作用,对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的特色履职活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从制度保障上就是增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形成制度执行合力；从议题设置上最根本的在于以利益相关原则设置协商议题，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从平台建设上就是搭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与乡镇街道、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协协商的优势；把“沉下去”和“请上来”相结合，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和可行路径。     

构建党内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几个着力点

正党内协商民主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状态和政治原则,也是党员参与党内选举、党内决策、党内监督等党内政治生活各个环节的动态过程。发展党内协商民主的根本着力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一、创新实践形式,为构建党内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提供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协商     

村委会选举的正负效应分析——以河北省几个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村委会选举是当前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部分。在村民选举中,由于许多地方片面重视村级换届选举,忽略了其他制度建设,因而产生了不能正确评价村委会选举效应的现象。本文从几个典型案例入手,从对村委会选举正负效应进行分析的视角对其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较客观的评价,以期对基层民主建设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