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视域下的杭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大部制"作为新一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政府效能等有着重要意义。杭州市在全国范围内较早进行了"大部制"思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政府大部门制、富阳市政府设立"专业委员会"等。这些实践在取得一些成绩与经验的同时,亦存在着职能整合不到位、上下改革不同步等问题。"大部制"视域下深化杭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循序渐进,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入手来规划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要从理顺政府职能运行中的关系入手,推动"大部制"改革;进一步探求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     

建立有机统一的政府:大部制问题研究

大部制产生的背景是:应对专业分工与整体协调之问的冲突;缓解权力分散与统一领导之间的矛盾;化解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谋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当代公共事务本身的复杂化趋势和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有力支持.大部制具有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等特征.大部制的建立,应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家战略管理能力;应突出政府管理的重点,强化政府的核心职能;应依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应明确划分部门权限;应重视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应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     

大部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仅是大部制的发端,制定"三定"规定、精简议事协调机构、地方机构改革等,则是这一轮改革中后程的主要内容。大部制不是简单"拼接组合""三定"规定,指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以此对国务院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大部制"视域下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探究

在2008年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提出地方机构改革“7＋1”的指导思路，首次将“大部制”视域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方面，“大部制”视域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套；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内部亦有存在着“大部制”思维改革的必要性。以“大部制”视域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内部形成职能清晰、分工合理、关系理顺、结构优化、效能提高的新型管理体制。     

大部制改革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大部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笔者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必须稳妥推进，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构改革的历程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机构改革历经冲破计划经济政府管理模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架构,深化机构改革,探索"大部制改革"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40年的经验表明,机构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推进。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导下合理划分权力边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机构改革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以纪检监察为主体的反腐败机构经历了重建、复合、外延、整合等发展阶段,而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反腐败机构改革的行为空间。在内容方面,反腐败机构改革可以划分为职责配置改革和组织结构改革。职责配置改革与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相关,呈现出应急性的特征。组织结构改革是职责配置改革的制度化,反腐败机构领导体制从最初的"党委单一领导"发展至"双重领导",从"同级领导"为主发展为"上级领导"为主。反腐败机构的内设机构日益完善,根据职责配置需求和反腐败任务要求不断加以调整,内设机构体系走向成熟。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反腐败机构改革的困境和成就,当前要深化反腐败机构改革必须将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实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有效性和自主性。     

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正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新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从分离迈向整合:对政府机构治理形态的反思

以专业分工为立足点、以各司其职和层级节制为基本特征的科层制,日益导致了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的分割,形成了"碎片化"的政府机构治理模式。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大部制就是针对"碎片化"问题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运作机制。然而,从本质上看,大部制并未突破传统组织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整体性政府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是改变"碎片化"政府治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一场革命,是21世纪政府机构改革最迫切的需求。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大部制改革的意义追问——基于行政法学的视角

一、大部制改革与中央政府行政组织制度中央政府组织制度分为五种类型:以英国为典型的内阁制政府、以美国为典型的总统制政府、以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制政府、瑞士的委员会制政府和中国的人民做主制政府。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完善构想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制基本上反映了公司内部机构之间分权制衡的关系,对公司的外部环境及其机构的制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仍存在许多缺陷。如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原有的行政管理部门放权不够;董事会运作不规范;内外监督不力等。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使国有股权法人化;完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完善共同治理机制及内外监督制度。     

台湾“大部制改革”中的败笔

"两会"以来,大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莫过于"大部制改革"了。在海峡对岸,台湾版的"大部制"改革,也备受关注。台湾的"政府组织再造",是指"行政院"相关机构的整合撤并。从1990年代末期就开始着手规划。经过22年的讨论与规划,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自2012年元旦起分段实施。精简"米虫"1949年国民党撤台以来,台湾"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架构一直维持大陆时期的八部两会的建制;进入1970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领导小组”问题探析

领导小组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名义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组织模式,是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普遍形式,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通过"领导小组"这一顶层设计的变革,突破了原有的组织架构,彰显出统筹协调与强力驱动功能,并强调决策机制,有利于治理现代化决策的优化与落实。因此要正视领导小组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其有效性;完善关于领导小组的法律规范,提升其制度化水平;规范部门分工和协调机制,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     

美国政府公务员“两官分离”研究

"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是美国公务员管理的开端,从此,以"两官分离"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奠定了现代美国政府公务员管理的高绩效.从美国政府公务员管理的实践来看,"大部制"的机构设置解决了公务员管理的组织问题,而"两官分离"制度的确立保证了公务员工作的高绩效.因此,分析"两官分离"制度将对我国今天的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条块关系从合作共治到协作互嵌:基层政府负担的生成及破解

妥善协调处理条块关系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理顺条块关系、化解条块矛盾的有效途径既非对"条""块"二者关系的简单割裂,也非"条""块"的机械融合.简单割裂将致使治理资源分散,机械融合则易导致条块间职责不清.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需要探求一条如何将"条条"的专业和技术优势与"块块"...     

提升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慈善组织在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实施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慈善组织存在以下问题:大量"草根性"慈善组织面临合法性困境、官方性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难以理顺、慈善组织内部运行不规范、慈善组织运营缺乏有效监督.所以,应该致力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对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督体系.     

系统权变视域下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分析

党组织、政府部门、公益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都是数字政府治理主体,政府部门在传统治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数字政府治理结构的演进包含5个环节,这一演进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优化政治生态、加快数字政府治理进程并同时规避"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其具有革新性、目的性、开放性、整体性和形式差异性等特征,演进趋向是建立系统权变治理结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的动因存在于治理组织内部和外部,这一演进面临一些困难:现存治理结构适应者的反对;部分人员对系统权变治理结构的成效存在质疑;治理主体之间有待进一步强化协同效能;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有待进一步提高交流效能。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分析,能够发现推进数字政府治理结构演进的途径。     

我国行政机构内部治理法治转型研究

行政机构内部治理是政府治理的内在方面和先决条件,正在由管制型、自制型向法治型转变。按照结构功能理论要求,法治化行政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行政机构管理职权、管理行为、管理关系及其内在关联。转型过程中存在管制文化浓厚、权力制约乏力、法制根基薄弱、运行实施封闭、保障方式滞后等障碍。因此,我国行政机构内部治理框架建构应从实际需求着眼,从其内部自生自发规律着手,采取以下举措:发挥好理念先导作用,全面推进行政职能、机构、编制及管理程序、救济法制体系建设。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