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帝制时代的德国 ,发展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 ,被威权时代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继承 ,在法治发展的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在我国 ,因为学生状告高校等案件的涌现 ,部分学者提出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但是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理念上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逻辑体系上相互冲突 ,在实践中无解决问题之力 ,因此在我国没有引进的意义。对于原特别权力关系涵盖的领域 ,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探析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从特别权力关系的概念、特点、种类、救济方式等方面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一系统探讨.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合理性充分,符合当代法治精神,我国应改良性的借鉴该项理论,为我国法治建设服务.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化及其立法防范

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不可缺少的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应当受到限制而又很难加以有效控制的权力。如何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上将社会发展所激起的行政权力扩张需求与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协调一致 ,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总量的增长为行政法治基本框架制度所容纳 ,避免旨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权在其运行过程中过多地牺牲法治价值和个人利益 ,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始终未能摆脱行政自由裁量权泛化趋势的困扰 ,而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则对此极少关注 ;有关自由裁量权的研讨更多地聚焦于滥用及控制方面 ,但对滥…     

法律保留原则探析

法律保留滥觞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制度。法律保留包括立法法律保留与行政法律保留。前者作用于立法领域,旨在划定议会立法权力与政府立法权力的界限;后者作用于行政领域,旨在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议会民主原则与分权原则,后者的理论依据是法治主义。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从基本涵义、特征、理论发展、发生因素、司法救济和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意义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硬教条,这种理论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其合乎当代民主法治精神的合理性一面也是不容否认的,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我国应借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以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论高等学校自治与法治

高校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推进高校法治的过程中,高校自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教育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没有提出高校自治权或高校自治概念。明确高校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完善。     

论法治行政下特别权力关系的扬弃

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法治行政就更显其紧迫性。法治行政意味着法律对行政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和最高影响。它说明行政权力应当来自法律的规定,特别是对公民权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示,行政亦无法外特权。可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却往往在破坏其发展。因此,我们应从务实的角度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扬弃,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特别法律关系理论。     

弱化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的理论分析

法庭审判中,检察机关兼有起诉和监督两种权力,与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相悖,与法治社会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相悖、与控辩平等原则相悖,不仅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而且成为我国进行一系列法制改革的路障。本文认为应该弱化甚至取消庭审中的监督职能,以制约代替监督。     

论干部法治建设的实体整合要素

干部法治建设的实体整合要素在于:遵守干部法治的控权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建立干部法治的不可逃避国家责任与权力及责任相统一的制度;确立干部法治的权力受到制度保障和社会自由的原则与推行干部法治中干部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     

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 ,因之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但近期以来 ,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对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质疑和挑战 ,对社会危害性的批评几成一边倒之情势。以刑法第1 3条但书为切入点 ,可以论证但书与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一致性 ,并认识到应该善待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     

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隐形化犯罪的挑战,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尽管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通过新增第151条的规定试图提升此类侦查手段的法治化程度,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宽泛与模糊、司法处断原则的失当与片面,诱惑侦查适用过程中凸显出执法无序与司法失范的弊端.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法律解释论层面,应当对合法性判断标准、适用对象、程序控制机制与违法制裁后果予以明确;在司法裁断方面,应当跳出"犯意引诱"与"机会提供"二分法的窠臼,基于我国特有的侦查权规制现状,采用控权最为严格的分离式混合模式,即无论是违反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主观标准,还是僭越客观标准,即侦查人员使用了过度且令普通人难以抵御的诱惑手法,均属违法.     

刑事裁判中类推思维的作用及其运用——一种基于方法论意义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废除了类推制度,填补刑法漏洞意义上的类推适用被严格禁止。然而,作为一种司法判断的方法,类推思维依然在刑事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法官解明刑法规范含义、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践行"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法治理念的有效方法。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事裁判中的类推思维应当受制于刑法规范目的和可能文义范围,确保类推结论没有超越刑法规定而违背罪刑法定。     

区域法治发展与文化传统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乃是法治中国建设应予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与策略选择。认识和把握文化传统对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无疑是我们打开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奥秘的一把钥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惯性力量,深深地嵌入广大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其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与社会共同体内在关联,无法分割。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区别,无论是文化大传统,还是文化小传统,都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对于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当下中国及其各个区域社会,需要我们重建文化传统在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传统之重建有机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内在要素。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3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

为了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合理的必要限度以内,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强制侦查必须贯彻比例原则、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但我国的强制侦查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法限权”、“以权制权”和“公平救济”。其中,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解决我国强制侦查实际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对策,更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在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也是可行的。在具体设计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时,既要体现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容、方式以及违法救济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The people v.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since 1949 makes it apparent that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s ideological anathema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re. In Western jurisprudence, in anthropology of law and in the nascent field of sociology of l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has consistently been seen a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positive evolution of any legal system. The use of law in China in the recent past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is premis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suggests a new hypothesis as to legal development for laboratory and field testing.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formulate that hypothesis.     

行政综合执法机制改革研究

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行政执法部门林立、职责不清,形成了多头执法与执法缺位,人数众多与人手缺乏所并存的奇怪格局。作为实践中的解决之道,综合执法改革日渐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实践中,综合执法改革大致区分为权力配置型、机构调整型和统一执法型三种类型。效率原则、新公共管理论及统一、精简、效能原则可作为其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综合执法改革仍需面临着行政法定原则的责难、宪政分权的要求以及"相对集中"制度限制。通过分析观察,必需坚持"尊重与戒惧"的制度立场,以警惕可能造成的机构膨胀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评析

我国《刑法》秉承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其中＂从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反映,＂从轻＂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根本精神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禁止令、限制减刑问题的相关规定,没有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有关自首、坦白、减刑、假释以及特殊累犯与数罪并罚的＂跨法＂适用的规定均符合现行《刑法》的溯及力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