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中期宗室犯罪问题的思考

论及明代中期宗室犯罪 ,在基本掌握宗室犯罪的相关资料后 ,就会发现 :将军、中尉犯罪比例大 ,西北宗室犯罪极多 ,罪宗庶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等等 ,其何以如此 ,这都是探讨明中期罪宗庶人问题时需要全面认识和认真思考的。     

谈谈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

宗藩因跋扈不法而谪为庶人 ,明初即已有之。不过 ,就人数总量来说 ,明初宗室人数不多 ,朱元璋置封设藩时 ,虽赋予宗室以特殊权利 ,但与此同时 ,明太祖等帝王对子孙严加戒督 ,当时宗藩犯罪尚不足为患到影响一代制度。到明中期 ,随着宗室人数的日益增多 ,宗室的政治影响日渐下降 ,经济地位每况愈下 ,宗室犯罪沦为庶人也日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不能不引起明王朝的关注和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番探讨。凡宗室犯罪 ,朝廷遣司礼监三法司勘实。若事涉宫闱丑闻 ,通常派内臣会同附马等前赴稽查 ,查得其实迹真据后 ,再命在朝亲…     

明代巡按御史与宗藩监控述论

有明一代，巡按御史对宗藩的监控分三个层面：一是宗室成员，二是仪宾等异姓宗藩成员，三是王府官员等王府从属人员。巡按御史对宗室监控的司法权并不完整，基本只能举奏其违法行为，大致扮演了信息传递员的角色；对仪宾和王官，虽有较完整的举奏和惩处权力，但他们并不是宗藩的主体。整体上讲，在明代“亲亲、尊尊”的原则下，巡按御史对宗藩的监控无法全面发力，不可能根本解决宗藩的违法问题．其监控效果值得怀疑。     

论祖训对明代宗室犯罪判罚的影响

明代祖训是朱元璋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初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也是当时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基本依据，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至明中期，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完全遵依祖训教条。不过，由于受祖训规条的影响，以祖训为规诫、假借维护祖训的罪宗量罚，使得犯罪宗室的议处始终超越大明刑律而得以“从薄罚治”，宗室的特权地位也得到永久维护。     

隋代宗室制度初探

隋代宗室制度大体是：宗室一般都会获得爵位,出官都在四品以上,在外多为牧宰、总管,在内多为将军、公卿。文帝时,诸皇子皆出镇大藩,炀帝时则任为京都守卫。宗室带兵征伐常获胜绩,为牧宰多属良吏。其制度渊源大体上是来自北周、北齐,而在府佐国官的设置上基本采用的是北齐之制。宗室对隋朝的统治以积极作用为主,宗室权力过大和自相残杀并不是导致隋亡的主因。     

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

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复杂性表现在对象复杂,层次不一,机构有异。一般而言,皇子皇孙的教育中,可能成为储君之选的皇长子、皇太孙和皇长孙的教育最为重要;教育机构则有大本堂、书堂、王府宗学等形式。阶段性表现在,明代皇子宗王的教育,前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早期的皇帝重在锻炼皇室子孙们的实际能力,后期则以宫中书堂和王府宗学为代表的课堂教育取代执政能力的培养。明廷对皇家宗室子弟的教育,投入了很多优质教育资源,产出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尽管明代皇帝试图将自己的儿子都培养成龙虎,但由于皇权专制制度只允许其中的一人(嫡长子)成为龙,其他的亲王及其子孙便都受到严密的防范,沦为金笼中的驯犬,丧失了人生理想和抱负,迅速腐化堕落,大部分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明代宗室教育产生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果。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 ,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 ,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 ,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 ,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 ,使明朝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 ,但从总体上看 ,朱瞻基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     

《明史·刑法志》考注

南炳文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写道：“明代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应该认真研究的。《明史．刑法志》作为记载明代法律制度的集成之书，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法律制度演变、实施的大致轮廓，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史实错误、律条疏漏、案例讹传等，这种疏漏和讹误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误导和障碍。因此，纠正《明史·刑法志》的讹误，补充其遗漏，     

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意蕴

全球化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在总量上的确增加了不少，但从中受益最大的是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债务负担沉重、新老疾病肆虐等恶性循环的深渊。影响全球化进程顺利进行的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前景随之变得扑朔迷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恐怕还在于本性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土司家族的背影——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刮的故事

土司制度效仿唐朝的“羁縻制度”，始置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以后，云南境内的土司减少了，但部分边境地区的土司制度却一直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初。     

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奕訢北京和谈新论

北京和谈是在清政府无力抵抗英法联军侵略的条件下被迫与西方列强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可分为关于放还巴夏礼等人交涉和关于罢兵和谈交涉两个阶段.它是晚清外交体制由宗藩关系的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的转折点,表现出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进一步加深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促进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产生等特征.     

北京市女性老年人口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男女两性寿命差距不断扩大,老年人口中女性老人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晚年阶段形成的女性老年人问题将更加严重。本文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0.95%的原始数据对北京市老年女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描述,结果表明,北京市女性老年人的教育程度、在业率低于男性老人,而丧偶率、经济依赖性则较男性老人高。最后对北京市女性老年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在就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护老年女性实现晚年的平等权益。     

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

中国封建王朝延续了几千年,而皇权的威严地位始终难以被替代。在一个皇权、官权、民权三元构成的封建社会权力系统中,皇权是如何做到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并且不断地排除官权带来的威胁?这就是皇权对官权的监督问题。官权其实是由官性和权力等两个元素共同构成的,研究官权就应将其二元构成特别是官性分析透彻,只有这样才能厘清官权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也才能更深刻地分析中国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范式。同时,这种研究,对于分析当前日益严重的官权腐败,并能从中做到有所借鉴,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夷夏之争渊源考——兼论东夷有虞氏在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夷夏之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前期,涿鹿之战揭开了夷夏纷争的序幕。五帝时代后期,尧舜、舜禹时,夷夏实力相当,表现为夷夏首领联合执政;禹益二头执政十年后,夷夏联合执政的局面被打破,最终夏启独处天下共主的地位。有虞氏是东夷集团中最为显著的一支。在民族发展史上,有虞氏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金融犯罪的主要特点与对策分析

当前经济犯罪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在经济犯罪中又以金融犯罪危害更为突出。目前金融犯罪大案、要案大幅度上升,作案手段呈智能化、多样化、隐蔽化,危害重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给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更对社会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破坏。因此,制定科学、有效及切实可行的打击对策是当前公安工作的当务之急。     

黔西北彝族服饰及其图纹美学试析

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黔西北彝族服饰传统纹样蕴含着深层的民俗内涵,服饰图案中还隐现着原始图腾崇拜的影子。多元化整体美,以自然美作基调加上崇拜性思想的反映,是彝族服饰图纹艺术特点的组成元素。受这些元素的影响,形成了彝族服饰图纹的美学观念,并以此为尺度指导、衡量服饰图纹的式样、色彩和装饰的方式与布局,形成彝族服饰的独特风貌,表现出其个性化的艺术特征。     

超越边缘:一个东南侨乡回族社区文化建设的人类学考察

从一家到一族、从弱小到壮大、从经商务农到读书入仕,陈埭丁氏回族历经数百年调适和变迁,终于从外来小姓变为本地望族。借助侨乡优势,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依靠特色文化提升自身形象,超越边缘,陈埭丁氏回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旅。     

试论近代少数民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生理、心理发展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要,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我国近代少数民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着宗法的色彩和内容,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神权在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现出浓厚的宗法性.     

社会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划分

社会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社会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则表明,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社会行动单位具体为村庄行动者.依此界定,村庄行动者可分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四种类型,相应地,村庄亦可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其博大精深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深刻的内涵也涉及到了哲学、政治、文化、历史、教育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家族”是人类血缘关系的自然聚合,凝聚起一个“同姓人”的组织群体.传统家族传统中的家规伦理精神,所涉及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还有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并对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道德伦理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家族文化能让青少年认同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它所强调的“忠孝”文化观念、强调人生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对于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