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在乡村振兴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下,"片区"已成为部分地区进行村民自治试点的新型治理工具。"片区自治"将人为划分的片区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村"与"组"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单元,从而实现治理单元的适度下沉和重塑治理单元的配置模式,以及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层级化和弹性化的一种实践形态。"片区自治"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村治体系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政策试点空间的政策性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性因素以及适度规模效应的组织性因素等相互激荡而成。行政力量持续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自治组织营造、治理规则创制成为"片区自治"得以运转的有效支撑。然而,作为一场探索中的实验,"片区自治"尽管在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网络、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厘清自治权能、提升组织能力等途径提升农民主体性。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重逻辑:一个城乡共生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既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关键环节,又是推进城乡共生发展的战略行动。乡村振兴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的全面振兴:城乡产业共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城乡人才共享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城乡文化共融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城乡生态共治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城乡组织共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五重逻辑是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一种重新审视,它的本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离"迈向"城乡共生"。     

乡村有效治理的理论基石、价值归宿和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视角

乡村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国家发展的全局。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有效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内在要求,群众观点为乡村有效治理确立了价值归宿,提供了力量源泉。基于此,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要从群众中来,着重畅通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与建构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共建共治机制;到群众中去,着重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群众价值评价与利益共享机制。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     

汲取传统文化菁华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要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实现乡村振兴的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必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其中深入挖掘和发挥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可以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无缝对接即插即用的优秀文化因子。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