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

自民主党野田内阁提出"机动防卫力量"的构想以来,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日本战略决策层展开了一系列规划和部署。截至2013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一并发出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箭",并正式将上述概念升格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一种新的军事战略初步构建完成。日本此次新确立的军事战略涵盖了从军事理论、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到军力结构、兵力部署、作战样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家层面上对其安全战略、法律制度规范和国内动员体制产生了一连串重大影响,从而推动日本战略文化偏好向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型。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

两次安倍内阁的政策与实践显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来看,"价值观外交"仍是实用主义、回避反思的思维模式的延续。除牵制中国外,作为"战略性外交"的包装和手段,"价值观外交"也服务于提升国际形象、修改宪法等诉求。在日本国内重要政治实践与其标榜的"价值观"多有背离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具有双重的虚伪性。在此,"历史认识"与"外交"恰恰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点关注日本"价值观外交"背后的"战略性外交",并联合相关国家、日本民众反对亵渎人类基本价值的行为。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呈现三维的特点:在空间上从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发展,公共外交日益突出;在平面上务实地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格局;在时间上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从时间维度看,一些外交行为和公众观念仍然受到某些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摆脱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安倍主义的渊源与特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年初访问了东南亚三国,提出了所谓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五原则”,人称“安倍主义”。安倍主义是对当前亚太格局深刻反映和日本国内政治氛围在外交领域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由于中关日三方关系和东盟政治特性的制约,以及日本自身因素的影响,安倍主义很难取得成功。     

从传统到近代的嬗变——曾国藩外交思想浅析

19世纪50-60年代,曾国藩在时局影响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他提出了和戎与自强的外交战略;与此相适应,他提出了讲求诚信、谨守和约、注重实力等外交策略.这些主张多来源于传统,但又不同于传统,有其近代性倾向.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变迁起了一定的作用.     

9·11事件后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转变

9·11这次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让大国间关系迅速改变,俄罗斯外交战略开始"西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的普京将使俄罗斯外交进入战略新时期,此次对外战略的转变对俄罗斯影响深远。这是着眼于自身实力的国家利益的体现,是国内发展和制度变迁下普京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的体现,也是西方大国基于战略利益下的友好回应。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以治学为乐——刘海峰教授学术研究述评

刘海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史专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他致力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史专题研究.他首创了"科举学",提出了"为科举制平反"的主张,强调理性评价科举的基本立场.在高考问题上,他主张采取务实渐进的态度,在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高考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改革.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防卫战略的转型及对中国的影响

战后日本由战败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亚太地区的海权国家,其海权战略的演变也是日本不断崛起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选择了"渐进式"海权扩张战略,目标是由战后"防卫性"的海权战略逐步转变为具有"扩张性"的海权战略,其海权战略的进攻特性愈来愈明显。本文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构建了海权战略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论证了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战略扩张的动因及其所来自的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以及社会层次;日本海权战略转型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打破了原有的海上政治力量平衡格局,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海洋军备竞赛,使中国面临的海洋争端复杂化。在日本海权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注重培养海洋意识,拓展海洋外交与繁荣海洋经济,建设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书讯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4)李薇/主编杨伯江林昶/副主编2014年3月出版/69元本书是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年度性研究成果。报告对2013年日本的政治安全、对外关系、经济社会诸领域作了回顾分析,特别是围绕安倍内阁加速推进日本"全面正常化"战略和钓鱼岛主权争端激化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2014年日本政治、外交、安全防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做了展望。国际安全评论(第一辑)马建光/主编徐能武/副主编2014年4月出版/79元安全问题对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所面     

特朗普个性：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家张謇和南通精神

清末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他不仅是优秀的企业家、教育家,本质上更是一名政治家。本文论证了张謇的政治家身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张謇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价,肯定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张謇将南通打造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也培育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对南通精神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南通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进行了探索。     

议题塑造与偏好嵌入:区域型智库建设与大国的权势竞争——以ADBI、ERIA、IDE-JETRO为例

区域型智库已成为大国博弈和区域竞争的重要平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是战后由日本独立创建或参与组建的三个代表性区域型智库。三大智库以区域一体化和发展援助合作为核心议题,日本在其核心岗位与主要职员、财政支持与资金分配、日常运作与基础项目等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实践中,日本借助三大智库的"知识机制",在议题设置中建构话语、在汇聚共识中传递偏好、在区域贡献中塑造形象,从而使其有效地服务于整体外交战略和区域合作政策。"相对独立性"是三大智库成功的关键。中国在新一轮区域合作中日益展现出大国风范和进取精神,日本在区域型智库构建中的正反经验可资借鉴。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战略转型,这无疑给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水之隔"的日本,正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建设呼应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放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通过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务实外交中的核心要素考察——以中美关系解冻为例

务实外交作为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推崇。以中美关系解冻为例，在务实外交中需注重国际格局、国际游戏规则、国家的围际角色定位、国家利益与理论指导等几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