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

在晚清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有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在大众化成为中国媒体发展主潮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     

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召开。近50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聚会。与会学者围绕传教士中国学的理论问题、美国早期中国学的若干具体问题、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对当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传教士中国学的理论问题对于开展早期传教士中国学的研究,与会学者认为这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认为,传教士的一个很大特点就在于他们往往生活在民众中间,接触到大量中国社会的…     

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的初期

山东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登州文会馆,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它始于1864年,由一个仅有6个孩童的“蒙塾”,发展成为具有小学、中学、最后有大学程度的“文会馆”(又称“登州书院”),被称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大学。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来到胶东半岛。美国长老会是山东基督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在那些老传教士中,狄考文像一个大家族的长辈似地领导着登州地区的美国长老会。狄考文是在1863年从美国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的普通轮船,     

走上国民国家道路的中国

“救亡与民主”这一政治主题贯穿着整个中国的近代社会,由此形成起来的“中华民族主义(即救亡救国)不断地为中国人追求政治主权的运动提供力量。追求“救亡与民主”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这一国际秩序中寻找自身地位,并进而塑造中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道路。“国民国家”指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它的核心包括主权、领土、国民三个内容。其表现形式也具有三个要素;(一)对内有效的政治统治;(二)可以确定的与邻邦的边界;(三)同其他“国民国家”保持着持续的交流关系。人们通常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开心乐园

老虎与传教士一个传教士在非洲传教。一天,传教士在林间小路行走,一回头,竟看见一只老虎。“主啊!”传教士祈祷道,“用您的慈悲保佑后面的老虎是个善良的教徒吧!”真巧,那只老虎也是个信徒。传教士听见后面的老虎在祈祷:“主啊!感谢您赐予我这顿晚餐。”女主人对女佣说:“今晚有客人来家吃饭,你能做些什么菜?”女佣:“太太,您是要客人吃了还想吃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门外传来敲门声。乔对妻子说:“准又是隔壁布鲁格借东西来了,我们家一半的东西他都借过。”“我知道,亲爱的。”妻子说,“可你每次为什么都向他让步呢?你不会找个借口吗?这样…     

解读中国政坛“白话新风”

阳春三月，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从首都北京“两会”的最高政坛上，传来了一股以“让老百姓听得懂”为宗旨的讲实话、讲真话、讲群众爱听的话的“白话新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国民沟通、让政治从庙堂高阁走到田间地头的做法，引起了全国13亿人民上下一致的强烈共鸣，大大凝聚了国民的信心。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含义丰富、口语化十足的语言，     

“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     

“阅读是生命的光合作用”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去年年底公布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五年来我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针对这种现象,专家呼吁目前应强化的是国民的阅读意识。这将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人文素质,甚至关系到文化价值的传承。有名人言:“阅读是生命的光合作用。因为阅读,生命才春意盎然。”宋鱼水是北京海淀区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官,但更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读书典型:“大学是我的第一次飞跃,在职研究生是我的第二次飞跃,出国学习是我的第三次飞跃,学习使我不断地飞跃。”宋鱼水还深有体会地说:“我深深感到,年…     

让人晕头转向的“360判决书”——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案

判决书应当使用专业术语还是通俗白话？争论了很久。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语言运用的根本标准在于“明晰”。判决书的语言运用要有利于法官内心意思清楚明白地表达。有人说,那就应该一律运用通俗白话呀。不一定!在一定领域当中,专业术语往往最明晰。它比通俗白话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像计算机中的“插件”,一说大家全懂,     

中外学者、机构对我国未来的展望

埃德涡·赖肖尔(美国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耐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在考虑10年以后的事情时,中国人已经在考虑100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噪的国民。”“在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所有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在中国。有年轻改革家们的强有力运动,若能获得适当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机械文明远为优秀的文明”。     

北京市民心中的“大国”印象

北京市民一向认为我国是热爱和平的。这一调查结果无疑使得“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中国本身还是中国国民都爱好和平,要求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发展     

安全管理要抓大“防”小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要记住的。”“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对待安全管理,不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不是抓大“放”小,而是抓大“防”小。抓大“防”小,就是把安全管理工作的小事当作大事来抓,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的细节,从基础性工作着手,注重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断发现、研究和解决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决策者来说,关注安全管理工作的细节,并不是要亲自去落实每一个细节,而是关注细节的落实保障。首…     

破茧之美：重绘西方传教士的文学面孔

20世纪2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文艺政治化的发展主潮,＂激进＂的政治功利倾向与无限的民族认同,无情地湮没了中国作家想象西方传教士的审美自由,这导致该时期作家对西方传教士的刻板化与非人化图解,以及文本反殖民主义话语的＂过剩＂生产。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书写则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开放语境中,逐渐清除了独断论、工具论的文化逻辑,使西方传教士书写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破茧之美。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重绘仍留下了诸多有待超越的创作盲点。     

寓先进性于细节中

中国有一句名言,于细微处见精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每名共产党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握好细节。写小说,十分讲究细节,因为细节不仅具有艺术的真实,而且最具生活的真实,最能凸现人物形象。一树一菩提,一沙一世界,管窥全豹,一叶知秋,一滴水可折射太阳的光辉。这里的“一树”、“一沙”、“管”、“一叶”、“一滴水”就是细节,但它们留给人的思考是细节不细。俗话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里的“偷针”是细节,但从“偷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不把握“偷针”的细节,必然会导致“偷金”的大节。细节就是小节,但细节出了问题,会影…     

中国现代诗学语言观批判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新诗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对诗歌语言本质的认识越深入,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就越大。新诗的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应当追溯到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上。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的三大语言学观念,即“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白话至上”、“直寻西洋词法”,今天应该很好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倪维思与烟台苹果

“烟台苹果莱阳梨”，烟台苹果享誉国内外，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可是，能够把烟台苹果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并能说清其中“因缘”的人．恐怕就没有那么多了。在这里记述一段美国传教士与烟台苹果的事。     

基于“到此一游”对国民旅游文明素养的审视

旅游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国民旅游的道德规范和文明素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中国游客“到此一游”的不文明行为曝光,成为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使旅游目的地遗产文化危情,同时还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文章通过分析影响国民旅游文明素养的原因,提出加强文明旅游的有效举措。     

中国新诗史上的六个第一

(一)第一个提倡用白话写诗的人是胡适。据胡适《尝试集》自序说,他最早“尝试”写白话新诗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二)中国报刊第一批发表的白话新诗,是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收入《尝试集》时改为《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三)据朱自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     

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