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奸的“罪”与“罚”简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婚内强奸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妻子的性自主决定权，在本质上已构成犯罪，并且也应然入罪当受法律规制，但并非所有的婚内强奸都构成犯罪，只有特定的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婚内强奸如果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就应以强奸罪定罪，并轻于一般强奸罪量刑。婚内强奸程序上应设计为自诉罪，并严格其证据规则。     

婚内强奸的“罪”与“罚”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婚内强奸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妻子的性自主决定权,在本质上已构成犯罪,并且也应然入罪当受法律规制,但并非所有的婚内强奸都构成犯罪,只有特定的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婚内强奸如果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就应以强奸罪定罪,并轻于一般强奸罪量刑。婚内强奸程序上应设计为自诉罪,并严格其证据规则。     

再论“婚内强奸“的定性问题

"婚内强奸"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通过对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定罪依据的剖析入手,拟就"婚内强奸"的如何定性及法律规制问题,略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婚内强奸问题刍议——基于对婚内强奸之概念、理论基础、法律价值定位的考量

婚内强奸行为定性的纷争归因于对婚内强奸的概念、理论基础、法律价值定位的不同认识，婚内强奸犯罪化与否取决于对上述因素的综合考量。婚内强奸一词的内涵包含事实婚姻，其外延不止限于阴道性交。婚内强奸一词存在表意缺憾，应根据对行为的自然描述统称为婚内强制性交行为，进而对需要犯罪化的严重婚内强制性交行为评价为婚内强奸行为。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基础为性权利平等论和法益危害论，而婚内强奸的法律价值定位来源于正义观和现行社会秩序维护的冲突。明晰于上述问题的厘定，在分析婚内强奸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法律规制进行了立法预设。     

亲属间犯罪研究

在平等、自由、公正法律价值的指引下,如何规制亲属间犯罪是当今中国刑法重要的课题之一。亲属间的犯罪定罪处罚应考虑传统亲属伦理观念、现代"法律人伦性"、"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等基础理论以及外国的立法规制等因素,不同类型的亲属间犯罪应有不同的定罪处罚原则。故意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应当从"严"处理,过失侵犯人身权及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应当从"宽"处理,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考虑对亲属间犯罪的定罪处罚。     

婚内是否存在“强奸”？——关于王卫明“强奸案”的思考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上海的在离婚判决期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最后丈夫被法院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的案件。这也是＂97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但是,到底婚内是否存在＂强奸＂行为,对于这一行为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认定,法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探析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在实践中,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由此决定必须要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从理论上讲,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亦是由现代法治原理、行政法的"控权"属性以及权利本位理念所决定。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应完善行政事实行为程序规制机制;健全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复议机制;构建行政事实行为诉讼救济机制。     

假酒犯罪刑法应对的实证研究

我国当前对假酒犯罪主要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罪名予以规制。调研分析发现:假酒犯罪定罪中存在定罪量刑普遍偏轻、对假酒产业链的刑法覆盖不全、销售额和共同犯罪认定中存在偏差等问题;假酒犯罪处罚中存在缓刑适用多数未按照食品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惩罚不力、职业禁止几无适用等问题。对假酒犯罪刑法应对应做如下调适:应加强苏、皖、川、黔等省市对假酒犯罪的司法力度;增加以制售假酒次数定罪;将为制造假酒收购空酒瓶、包装盒等行为入刑;销售50万元以上假酒,应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假酒犯罪应按照食品犯罪处置。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精明抑或罪恶:网购环境下严重滥用商标权的刑事规制

"恶意注册商标-淘宝投诉-勒索卖家"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商业秩序,侵害卖家财产权,且民商事手段难以有效、及时规制,其主客观方面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应予以定罪处罚。由此引发了民事上的行使权利与刑事上的敲诈之争议,此争议的背后其实是民事外观行为与刑事实质认定的冲突。根据一般人的常理认识,当民事外观行为偏离立法本旨而符合犯罪本质特征时,刑事措施就可以刺破民事外观,即以刑事犯罪认定。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注重权利保护而忽视权利滥用规制,应予以矫正。     

从习水性侵害幼女案谈嫖宿幼女罪的适用

嫖宿幼女罪是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罪名,两者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嫖宿幼女具有一般情节时,应适用嫖宿幼女罪。当嫖宿行为具有符合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时,虽然强奸罪的最高法定刑比嫖宿幼女罪为重,但综合考量强奸罪的法定刑排列顺序、嫖宿人的主观意图、幼女的过错等方面,以强奸罪论处的刑罚并不意味着比嫖宿幼女罪为重,因嫖宿幼女罪的特殊规定性,以嫖宿幼女罪论处更为合理。行为人以嫖宿的方式与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明知该幼女是被强迫卖淫的,只要自己未实施该强迫行为,都应以嫖宿幼女罪论处,同时也不构成强迫卖淫罪的共犯。     

论家庭性暴力的性质及法律责任

对在婚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时发生的性暴力行为,当其情节恶劣、损害后果严重时,应当认定为强奸罪,被告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妻子基于正当理由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的性暴力,给妻子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时,应当定性为民事侵权行为,无论当事人是否提起离婚诉讼,过错方配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浅析当前强奸犯罪中的证据把握问题

近年来,强奸案件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强奸案件的新特点,导致办案人员对该类案件证据的认定产生了较多困惑。为了正确定性,需要提出强奸犯罪证据的审查要素问题。     

论“君子协定”下的婚内强奸——从婚姻本质说起

一般情况下丈夫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并不构成强奸罪.但在有正当理由下妻子可以拒绝丈夫的请求权,若丈夫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应视情况以虐待罪、侮辱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若夫妻处于诉请离婚阶段时,夫妻之间的婚姻契约因向法院起诉而宣告有随时解约的可能性,此时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属违背妇女意志,应视为强奸罪,但应转为告诉罪以区别一般的强奸罪.     

婚内强奸行为的刑法分析

婚内强奸现象由来已久,近来几起案件的不同判决引起了社会关注,遂成为理论热点。从传统意义上看,婚内强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当构成强奸罪。不过,鉴于婚内强奸与一般强奸行为的差异,对婚内强奸行为的认定不应草率以构成要件而论。在现行刑法的分析基础上,充分考虑婚内强奸行为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各方面影响,不宜将该行为认定为强奸罪,也无需修改刑法另设新罪,完全可以在既有罪名体系之下,以虐待或故意伤害视之。     

论“婚内强奸”行为

对于“婚内强奸”行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强奸罪的问题,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在严格的特定条件下,即妻子确有拒绝与丈夫性交的正当理由,而丈夫强行为之,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强奸罪论处。     

徘徊在伦理与法律之间：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思考

婚内强奸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西方很多国家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最终废除了丈夫婚内强奸的豁免权。我国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婚内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由此导致了理论观点的激烈争论以及司法判决的大相径庭。目前在中国，有条件地承认婚内强奸的观点和判决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它不仅契合了婚姻本质、刑法理论和中国国情，而且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兼顾了社会的福祉。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论婚内强奸

从性与婚姻的关系着手,详细论述了婚内强奸的原因,列举了社会上几种关于“婚内是否有奸”的观点。从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层面来论证,“婚内强奸”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一般强奸罪的行为,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应该也不需要法律强制力的介入。在中国现阶段宣判婚内强奸罪,时机还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