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单首要条款的效力

首要条款是提单诸多背面条款中较重要的条款之一。提单背面条款中常常会出现首要条款、法律适用条款、地区条款两者或三者并存的情况,使首要条款的性质、效力等基本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对首要条款性质、效力的理解不同,同一案件会产生适用不同的法律,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首要条款的理解和运用,探讨了首要条款在我国的效力。     

论投资协议中的稳定条款——兼谈中国投资者的应对策略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订立稳定条款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条款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关法律制度的＂稳定＂。但学界对该条款的效力还有争议,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有条件肯定说三种观点,仲裁实践也对这类条款作出了不同解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稳定条款有效,但其效力主要是体现在为投资者进行违约索赔提供依据。中国投资者欲有效利用稳定条款防范政治风险,应注意以下问题：明确规定欲禁止事项、明确＂同意＂的形式和条款的持久效力、明确稳定条款的适用对象以及选择国际法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禁止性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我国民法理论未对禁止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作出准确区分,导致司法实践中规范适用错误。禁止性规范在民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护了公私法规范体系价值取向的有机性。强制性规范本身不能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转介的只能是禁止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民法中的转介条款来实现。对违反禁止性规范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需要根据禁止的是"特定的行为模式"或"特定的法律效果",还是对"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均予以禁止来进行综合判断。     

论提单中"喜马拉雅条款"的效力

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源于海运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部分内容为国内法和公约所认可,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该条款的有效要件。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有关"喜马拉雅条款"的统一的认识,在"喜马拉雅条款"效力问题上海事审判中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应在有关法律中使这一问题明确下来。     

禁止让与条款效力之比较研究

对于债权人违反禁止让与约定而转让债权的效力,我国法律未做明确规定.从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判例及国际公约之规定的比较法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则,即它们都将禁止债权让与条款对让与人的效力、与对受让人能否有效取得受让债权的效力及其对让与合同效力的影响三方面予以了区分.对此我国应予以借鉴,在未来的民法典债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让与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不影响让与合同的效力,但该约定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完全有效.禁止从权利让与的约定也应遵循同样规则.如此,既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意思,又体现了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     

中美两国司法文书域外送达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中美两国在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立法和实践上有着较大差异。立法上的差异：条约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法律渊源、域外送达的主体、受送达主体的划分上，均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我国法律禁止采用邮寄方法和法院、诉讼利害关系人直接送达方式在我国境内送达，美国则相反。实践中的差异：外交送达途径、邮寄送达的法律根据、送达主体、受送达单位主体是否必须有授权等不同。两国城外送达法律冲突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法院谋求美国法律的域外效力，采取我国不允许的方式在我国境内送达司法文书，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外交途径，签订司法协助协议，修改、完善我国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法律。     

论国际民商事司法管辖条款的独立性

确定司法管辖法院是法律解决国际民商事合同争议的基础。包含在国际民商事合同中的司法管辖条款有别于合同的其他条款 ,从该条款的性质、目的、功能和确定其效力的法律依据来分析 ,司法管辖条款独立于合同的其他条款。即国际商事合同中的司法管辖条款不受它所隶属的主合同的影响 ;国际商事合同无效并不当然否定司法管辖条款的效力 ;管辖条款的法律效力应由合同涉及的有关国家的民商事程序法调整。     

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反向适用的司法困局与思考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是传统刺破公司面纱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项＂特殊理论＂,该理论发源于美国,其作用在于对传统刺破无法调整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补充性＂的再调整以实现公司法人制度的实质正义。2006年我国施行新的《公司法》,其中增加了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但仍然没有任何涉及公司人格否认反向适用（即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是故司法实践中出现此类案件时无法依据现行法律给予圆满的解决,故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以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为参考蓝本对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反向适用立法提出了相关见解。     

民法中效力性规范的类型化梳理初探

“违法即无效”是我国长期以来养成的思维定式,基于刑法的权威,这种思维的养成也大面积的出现在人们的民事生活中.事实并不当然如此,我国《合同法》第52条及其解释(二)对这种观念予以了法律上的纠正,确立了无效合同的标准,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效力的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属于引致条款,具体判别合同的有效无效还需结合其他法律规范,不是单纯适用该条款就能足以认定行为的效力.反观我国种类繁多的法律、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以及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效力性强制规定的识别在法律学习以及司法实务中便一直是人们面对的难题.     

论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

本文对国际、国内关于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确认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了分析 ,并紧紧针对我国的立法、司法状况找出长处 ,发现不足 ,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的程序问题等等 ,建议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并通过法律规定出明确的程序来保护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为此 ,作者建议修改我国《仲裁法》第 2 0条 ,并提出建议性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