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解析

2014年10月8日,日美召开防卫合作小委员会会议(SDC),发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称“指针”)修订中期报告,明确了日美防卫合作在功能和地理范围等方面的重大调整,与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内阁决议实质上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今后日本将进行的相关防卫法制的配套修改一起,成为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调整的重要一环.由于日本众议院选举等原因,2014年12月19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宣布,原定2014年内完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将视日本国内法制修改进展情况,争取于2015年上半年完成.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     

日本第46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

2012年12月16日,日本举行了第46届众议院选举(又称"大选"或"总选举"),这是自2009年9月日本国内实现"政权交替"后举行的首次众议院选举,也是日本民众对执政三年多的民主党政权的评判。结果,民主党惨败丧失执政党地位,自民党重新执掌政权与公明党联合组建了安倍晋三内阁。安倍内阁执政后,面临着重振日本经济、强化日美同盟并改善中日关系等一系列政策课题,能否在短期内取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

2014年12月25日,日本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后,安倍首相再次组阁.中谷元(Gen Nakatani)接替前防相江渡聪德并兼任安保法制担当相.中谷元曾在小泉内阁时任防卫厅(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长官,其后任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长等职,深度参与了冷战后日本安保立法工作,安保立法经验丰富.中谷元无论在政治理念还是相关业务方面都符合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政策的要求,是安倍完成政治目标的适合人选.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同盟战略与中日关系

日本历届内阁上台均坚持以＂深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战略。民主党上台后发展＂同盟战略＂,更加突出＂中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日美基轴＂战略对内阁的约束作用日趋增大,限制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中日关系的发展;突出＂日美安保＂战略,加大与美国联手应对传统安全的力度以防范中国;＂同盟拓展＂战略不仅不利于解决亚洲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而且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结构特征与历史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日美两国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形式对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进行大幅调整。此次"指针"的修订过程反映了日美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战略考虑,其中的中国因素尤为突出。回溯历次"指针"修订过程,可以梳理出日美同盟演变的历史逻辑,预测其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地区、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日本安保政策的新发展与影响

日本以"自主防卫"为目标从内外两个维度加大调整安保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对内,推进政策突破,确立"可战"体制;强化防卫力量建设,构筑"能战"实力;培育国民"爱国意识",养成"愿战"心理。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建立地区安保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与欧洲国家的安保关系。日本以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与中国崛起为借口,驱动"自主防卫"成为国内共识,并以此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日本对美国安保承诺抱有疑虑,对"美国优先"导致在亚太地区可能产生的权力空隙暗藏觊觎之心,其"自主防卫"欲望亦受刺激而进一步膨胀。日本以"自主防卫"为目标的安保政策将颠覆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基础,对日美同盟、地区安全形势等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

2014年12月的日本第47届众议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于政局算计,突然提前解散众议院而举行的。选举结果为执政党大胜并占绝对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在野党势力低迷,无力应对众议院选举。在"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下,安倍内阁执政或呈长期化趋势,但也仍存有变数。安倍内阁将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其外交与安保政策也将加速向战略现实主义方向调整,且会产生导致中日双边关系摩擦的新诱因。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从地区秩序构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2015年是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体系。该体系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日本被动的专守防卫变为积极进取型防卫,使日本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彻底颠覆了日本和平国家的基本架构,不仅使日本自身成为地区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日美军事同盟变得更具有危险性。     

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4年12月日本举行了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第二次大选,安倍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第三次安倍政权于2014年年末正式启动。安倍着眼于长期执政,未来将会继续沿着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右倾道路前进,而"一盘散沙"的在野党难以对其进行有力牵制。大选后安倍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曝出消极言行,中日关系乍暖还寒。中日两国领导人2014年11月举行的两年来第一次正式会晤所营造的关系解冻氛围遭遇打击,安倍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能否真诚改善对华关系有待检验。日本同其他邻国关系方面的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拟于8月15日发表所谓"安倍谈话",其内容和观点值得中国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本文以日美同盟关系发展的部分重要历程为主线,勾勒了日本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轨迹,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了纵向的思考与分析。文中指出日本对美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交替消长,是随着亚太局势演变和日美力量消长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日美同盟关系依然稳定,并且日本还将尽力维护和强化同盟关系,但日本的大国化是左右日本未来政策与战略的根本与核心,日美在核心利益上的矛盾并未消除,因此日美同盟的今后发展还有不确定性。本研究虽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但对了解日美同盟框架内的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后安倍时代”政局走向

2018年9月20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举行了总裁选举。此次选举是在安倍晋三内阁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安倍一强"支配体制下展开的。在竞选过程中,现任总裁安倍与前干事长石破茂形成了"单挑"格局,双方围绕着修宪推进路线、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以及政权运营方式等政策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党内派阀势力及基层组织的普遍支持下,加之受到社会舆论的积极评价,安倍再次以大幅优势赢得总裁选举。日本政局演变由此进入"后安倍时代",安倍内阁将如何进一步引导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安倍修宪路线的推进以及"安倍之后"的继任人选等问题,需要密切关注。